读书-简帛解读的知识背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读书-简帛解读的知识背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简帛解读的知识背景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在这次会议上谈这个题目，应该説是“命题作文”。夏含夷教授在设计会议时，要求周凤五教授和我谈谈建立简帛学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方法和理论，我缺乏足够的思考和把握。爲了不过于偏离夏教授的设想，我选择现在这个题目，作一些粗浅的讨论。
所谓简帛解读，涉及文本复原和内涵探求两个层面的工作，包括释字、句读、编连、分章以及人物事件、名物制度、思想观念等等比较宽泛的目标。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依托的知识背景呈现什麽样的形态或者特徵呢，我们尝试作一些考察。
一、简帛解读的知识系统
简帛行用的年代，据出土资料而言，大致始于战国，迄于魏晋。虽然历经两千年左右的淘洗，那时形成或留存的文献仍然有一部分传世，并且得到历代学者的推敲、诠释，构成解读简帛的知识背景。我们使用“系统”一词，首先是指这些知识沟通古今，一脉相承。
在横向方面，这些知识涉及相关的多个层面，比如文字、词彙、语句、篇章。它们往往相互影响，彼此关联。这是我们使用“系统”一词的又一个原因。
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已有多位学者作过讨论。以高明先生归纳的四项爲例，[1]“辞例推勘”和“据礼俗制度释字”大致是基于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对于“因袭比较”和“偏旁分析”这两种字形分析方法而言，《説文》早先被视作经典，现今也还是重要的参考书。由于简帛文献的迅速积累，由文句反过来推定文字的情形愈来愈多。所以李零先生要説：“简帛文字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大规模识字’的阶段。”[2]作爲哲学家的庞朴先生通过郭店竹书《性自命出》34～35号简与《礼记·檀弓下》子游之语对读而使简文得到通释，[3]可以説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文本层面，简帛文献与传世典籍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繫。简帛古书中的语句以至篇章往往与传世典籍相合或相当。郭店竹书与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竹书与上博竹书《缁衣》，是篇章相当的显着例证。郭店竹书《语丛一》31+97号简“礼因人之情而爲之节文者也”之与《礼记·坊记》等古书，[4]《语丛四》“窃鈎者诛，窃邦者爲诸侯”之与《庄子·胠箧》，以及刚才提到庞朴先生的发现等等，则是我们熟悉的语句方面的例证。
狭义书籍以外的资料，例如文书、卜筮记録和丧葬记録，这种对应没有那麽多，但通过细心比勘，也还能发现不少。比如包山131+136号简中的“听狱”，[5]包山267号简中的“用车”，[6]楚卜筮简中“以其故説之”的“説”，[7]等等。
这种古今传承的知识系统，奠定了解读简帛文献的认知基础。因而我们经过适当的专业训练，通过一定的努力，就能步入这个看似高深的学术领域，作出或多或少的成绩。
二、缺环与局限
虽然用“系统”称呼解读简帛的知识背景，我们也还清楚地知道，由于历史缺环和资料本身的局限，这个“系统”并不完善，也不是那麽可靠。
所谓“缺环”，是説作爲历史知识的载体，书籍在流传过程中长期遭受“水火兵虫”之灾。[8]《隋书·经籍志》记述的几场大灾就有：秦挟书之令，王莽之乱，董卓之乱，西晋惠、怀之乱，南齐末兵火，梁元帝焚书，北魏尔朱之乱。能历经劫难而流传至今的先秦、秦汉古籍，大概不过万一。
在历代流传中的毁损之外，古书也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在印刷术行用之前，书籍靠抄写流传，豕亥之讹在所难免。又如，历代注家在作诠释时，也可能郢书燕説，疑误后学。[9]更有甚者，一般看作某一古书原初或确切形态的“底本”、“定本”，其实并不容易确定。对此，夏含夷教授曾引述罗西尼剧本的例子，作了生动的説明。[10]
上面説到的问题，其实都只是围绕书籍而言的。在简帛时代，还大量存在其他类型的文献，比如文书、档案、卜筮与丧葬记録。书籍写出来，一般是要给儘量多的人閲读。而文书、档案等一类文献的閲读者却十分有限，流传不广，传世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意味着，它们在传世文献构成的知识系统中，更难找到参照物。
三、立场与目标
与简帛文献相关的知识背景略如上述。作爲解读者，我们的立场、目标应该与此相适应。
首先，由传世文献构成的知识背景作爲解读简帛文献的基础，在文字考释、文句推敲以及内涵探究上，都应该从中寻找綫索。考释、研究中的引经据典不仅无可避免，而且应该儘量充分和精确。
其次，由于古书形成、流传中的问题，以及非书籍类文献的不易传世，解读简帛文献时需要留心通过已知知识推测、获取未知知识，特别要注意简帛文献自身信息的梳理、比勘和内在规律的体悟和勾稽，不断拓展认知，完善知识系统。[11]在整理非书籍类简帛的时候尤须如此。这需要付出艰辛而浩繁的劳动。正是对于未知领域的不断探求，才使我们的工作充满兴趣和激情。
我们在解读简帛文献时应该通过最大的努力，儘量去接近古人文本和文义的本来面貌。然而，由于知识背景的局限，文本的完全复原和文义的完整诠释，通常不大能够作到。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要给我们自己寻找懈怠的理由，而是要求我们更加谦恭和勤勉。
附记：这是在由武汉大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共同主办，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古文字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8”（芝加哥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上的发言。
（编者按：[1]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172页。
[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170页。
[3]庞朴：《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参看李天虹《释楚简文字“
读书-简帛解读的知识背景”》，《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5]二简连读，参看拙着《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6]“用”简文作“甬”，参看前揭小书182页。
[7]参看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家浩《包山竹简“𥳆”字及其相关之字》，《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
[8]鲁迅説：明人刻书、清人修四库和今人标点古书，是“古书水火兵虫之外的三大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9]作爲我个人深有感受的一个例证是，《国语·吴语》记云：“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踰江五里以须。”韦昭注：“踰，度也。”其实，这裏“踰”与“溯”相对而言，指顺水流方向行走的动作。历代辞书中皆未给出“逾”字的这一义项，韦昭的这一疏忽难辞其咎。参看于鬯《香草校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932-933页；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9-21页。于鬯对韦昭注的订正，由李家浩教授指出，见所撰《包山卜筮简218～219号研究》，《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第203页注71。
[10]《〈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9-514页。李若晖教授也以中国的资料作过论证。见所撰《郭店竹书老子论考》，齐鲁书社2004年，第74-80页。
[11]这裏可以举胡平生教授的一个发现。青川《爲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爲畛”的“则”，一般以爲连词，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爲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19辑，中华书局1983年）参照阜阳双古堆汉简“三十歩爲则”，始知其爲量词。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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