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中有一個字，用法與“曰”無別，而寫法特異。其字形如下：
A：1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2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3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4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所在辭例如下：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可得而聞歟？”孔子A1：“亡聲之樂，氣志不違。” 《上博（二）·民之父母》簡10
……孔子退，告子貢曰：“吾見於君，不問有邦之道，而問相邦之道，不亦愆乎？”[1]子貢A2：“吾子之答也何如？”孔子A3：“如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上博（四）·相邦之道》簡4
“食肉如飯土，飲酒如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信乎？”子貢A4：“莫親乎父母。死不顧生，可言乎其信也。” 《上博（五）·弟子問》簡8
關於A1，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說：
根據文意此字應為“曰”，或其同義字，字形頗為特殊。[2]
關於A2、A3，整理者無說。關於A4，整理者張光裕先生說：
“曰”字寫法異于他簡，同篇之中“曰”字有兩種寫法者，亦嘗見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相邦之道》第二及第四簡。[3]
李守奎等先生編著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把A1～A4列在“曰”字下常見的形體之後，又於A1下注云：“字形做‘工’形，疑為訛書。”[4]按，和A2～A4對照來看，A1只是把字形中的“乙”字形寫得較為扁平，而且筆劃矩折，導致其兩側兩個短橫與“乙”字形上下兩橫筆相連，遂與“工”形似而已，並非訛書。
黃錫全先生認為A1是“于”字：
此字是“于”字，對照後面的簡11“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就清楚了，只是下部豎丿墨蹟脫落。曰，匣母月部。于，匣母魚部。以“于”為“曰”，典籍似未見。此當類似於典籍“曰”或作“粵”。[5]
禤健聰先生認為是A所從是“乙”字：
上揭之字當分析為從乙，乙亦聲，左右兩點或表示人說話時氣從口出。乙是影母質部字，曰是匣母月部字，二字讀音相近。《說文》：“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 楚簡“曰”字作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的寫法，楊澤生先生指出“右上部短橫改作乙是有意使其聲符化的結果”。[6]可從。楚簡“曰”字或寫作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捨棄了其初文從口的構形，而突出聲化而來的聲符“乙”，正是楚系文字記聲特點的突出體現。[7]
董珊先生把A釋為《說文·小部》的“尐”字，推測可能讀為說話之“說”：
以上三篇出現“尐”字的戰國古書，也許代表了今天“言說”之“說”的用法在當時某一地域剛剛出現，此時表示“說”這個詞的字尚不固定，或者因“說”字寫法繁瑣，所以可能用“尐”字假借。[8]
從上述三家的論述可以看出，對於A所表示的詞，黃、禤二氏的意見與整理者相近，而董氏獨異；對於A的字形，則三家分析各不相同。下面討論各家觀點，先說用法，再談字形。
從辭例來看，A與“曰”用法無別，所以《弟子問》的整理者徑釋為“曰”。但是其寫法又與常見的“曰”字明顯不同，所以《相邦之道》的整理者又懷疑是“曰”的“同義字”。 然而不論是根據傳世文獻，還是參照出土竹書，我們都想不出還有比“曰”更合適的詞能夠出現在A的位置上。董氏把A釋為“尐”而讀為“說”，算是“曰”的“同義字”了。但問題是，和“子曰詩云”之“曰”用法相同的“說”，其出現時間是否可能早到先秦？南朝宋劉義慶編著的《世說新語》以多載當時口語為其特色，試看其“說”、“曰”並見時的用法：
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德行》）
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紕漏》）
兩例都是在表示某人向某人講述某事時用“說＋賓語”句式，直引某人言語時則在言語之上冠以“曰”。“說”、“曰”用法判然有別，同於先秦，説明當時的“說”很可能還沒有產生和“曰”一樣的用法。所以把A讀為“說”從詞義歷史的角度來看是有問題的。
董氏認爲A不大可能表示“曰”，還有一個原因是同篇竹書中已經有正常寫法的“曰”字了。其說云：
“尐”與“曰”用法相近，若有人想證明“尐”讀為“曰”，也不是就沒有辦法。但以上有“尐”字的三篇竹簡本古書，都另有“曰”字。所以，“尐”字雖與“曰”用法相近，但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對於“曰”這樣一個寫法簡單的字，又表示常用的詞，換用假借字的概率恐怕很小。
按，我們認爲正是因爲同篇竹書中有大量的“曰”字作爲參照，反而有助於説明A表示的也是“曰”，而不大可能是另外一個詞，因爲A出現的位置和用法都和“曰”沒有區別，而讀音亦近（詳下文）。如《民之父母》記載子夏的發問與孔子的囘答，除了1號簡作“子夏問於孔子”和“孔子答曰”，其他3、5、7～8號簡都作“子夏曰……孔子曰……”，上下都用“曰”。如果唯獨10號簡作“子夏曰……孔子說……”，上用“曰”而下用“說”，豈非奇怪？《弟子問》凡記述孔子及其弟子問答説話，所言話語之上皆用“曰”字，計有“子曰”十例（2、4、5、6、7、9、11、13、16、23），“子問之曰”一例（22），“子嘆曰”一例（4），“子游曰”一例（4），“子貢曰”一例（8）。如果唯獨8號簡出現一例“子貢說”，用“說”而不用“曰”，豈非奇怪？
董氏所說的“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這種現象固然大量存在，但是在戰國竹書中我們也能看到另一種並不罕見的情形：同一書手所抄同一篇竹書中，也存在同詞異字現象。如《上博（四）·曹沫之陳》中曹沫之名大量出現，絕大多數都寫作從“蔑”聲之字；但是5號簡又寫作從“土”、“萬”聲之字；《上博（四）·柬大王泊旱》數字之“三”既寫作“三”（16、18），又寫作“厽”（16）。[9]有時甚至同一支竹簡上也能見到這種現象。如《柬大王泊旱》16號簡兩見“三日”，一作“三日”，一作“厽日”，“三”也是一個寫法簡單而又常用的詞。如此看來，同篇竹書中雖然已經有“曰”字，書寫者偶爾換用另一個音近之字來表示“曰”，這種現象是很正常的。其實傳世文獻中也有類似現象，俞樾稱之爲“上下文異字同義例”。[10]《呂氏春秋·辯士》“必厚其靹”、“則其靹而後之”，两句中的“厚”、“後”或理解為都表示厚薄之“厚”，[11]或理解為都表示前後之“後”，[12]雖然理解不同，但都認爲兩字表示同一個詞。這是實詞的例子。《詩·小雅·小旻》“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前“匪”後“彼”皆表示彼此之“彼”。[13]這是虛詞的例子。
再看字形。黃氏說A1是“于”字，大概是因為當時未見A2～A4。現在把全部字形合起來看，A顯然不是“于”字。禤氏從楊氏說，認為A中間的曲筆是“曰“字上部聲化而來的“乙”。但是“曰”是月部字，“乙”是質部字，韻部還是有一定距離的。《說文》說“曰”從“乙”聲，未必可信。
從字形上看，董氏把A釋為“尐”字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簡文中“尐”字不應該讀為“說”，而是讀為“曰”。
《說文·小部》：“尐，少也。從小、乀聲。讀若輟。”董氏認為其聲符“乀”是《說文·丿部》“讀與弗同”的“乀”字，而“弗”與“輟”聲相差較遠，所以董先生說“‘尐’應以‘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爲聲纔是，今本《說文》‘尐’字卻説從‘乀聲’，恐是後來傳抄中之訛誤”。按，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在“尐”字下注云“乀音弗”，董氏說“尐”字的聲符“乀”是“讀與弗同”的“乀”，大概是上了徐鍇的當。其實《說文》中有不止一個形體類似“乀”形的字，“尐”所從的“乀”未必就是“讀與弗同”的“乀”字，也有可能是“讀若移”的“乁”字。葉德輝《說文讀若考》在“尐”字下說：
按，此“少”之反文。本部：“少，不多也。從小、丿聲。”《丿部》：“丿，抴也，明也，象抴引之形。虒字從此。”“乁，流也。從反廠。讀若移。”“虒”與“少”音不合，“移”亦與“輟”音不合。惟“亅”部首云：“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鉤逆者謂之亅，象形。讀若橜。”“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鉤識也。從反亅。讀若捕鳥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疑古“少”、“尐”皆從“亅”、“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14]
按，葉氏說“‘移’亦與‘輟’音不合”，恐怕是有問題的。“移”是余母歌部字，“輟”是端母月部字，聲母都是舌音，韻部陰入對轉，所以“尐”以“乁”為聲是很自然的。李家浩先生曾經指出，《說文》中的“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抴也，明也”）、“乁”跟“亅”、“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在古代可能是同一個字，[15]所以說“尐”從“亅”或“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聲也是對的，葉氏之說可謂正誤參半。
既知“尐”從“亅”或“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聲，那麼“尐”可讀為“曰”就容易理解了。從“亅”聲來說。“亅”讀若“橜”，與“橜”基本聲符相同的“闕”與“屈”、“掘”相通，而“掘”又和從“曰”得聲的“汩”相通，[16]所以從“亅”得聲的“尐”可以讀為“曰”。從“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聲來說。《說文》說“戉”亦從“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聲，可知“尐”、“戉”音近。著名的曾侯乙墓主人之名舊釋為“乙”，李學勤先生指出其字形與“乙”有別，當是“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字，即曾侯“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17]也可為證。而從“戉”聲的“越”在古書中與“曰”相通，如《尚書·堯典》“曰若”，《召誥》作“越若”，是其證。[18]所以從“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得聲的“尐”可以讀為“曰”。
楊澤生先生曾經認爲楚系簡帛中的“曰”字作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形者是將一般“曰”字右上部的短橫改作“乙”，“是有意使其聲符化的結果”。[19]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懷疑如果“曰”字作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形者的確是有意使其上部聲符化，恐怕其上部也是聲化爲“亅”或“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而不是“乙”。
最後討論一下“尐”字的本義。《說文》訓“尐”為“少也”，大概是把“尐”看成了“少”字的反寫。按，古文字中“少”字確實可以反寫作“尐”，[20]不過我們所討論的“尐”字和楚簡中“少”字反寫的“尐”形體有別，顯然不是同一個字。我們注意到，楚簡“尐”字和“水”字寫法有相近之處，特別是下面這種寫法：
1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郭店簡《太一生水》9，“溺”字所從）
2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郭店簡《太一生水》1） 3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上博（五）·三德》16）
如果把上揭“水”字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兩短橫去掉，1和A1，2和A2～A3，3和A4就幾乎一樣了。這使我們想到“尐”字的本義可能和水有關。《廣雅·釋訓》“泧泧，流也”，王念孫《疏證》云：
《說文》“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礙流也”，引《衛風·碩人》篇“施罟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又“奯”字注云“讀若《詩》‘施罟泧泧’”，今本作“施罟濊濊”，《釋文》引韓《詩》云“濊濊，流貌”。竝字異而義同。
“尐”字從“乁”，《說文》“乁，流也”，和“泧”、“濊”、“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音近而義通，而“尐”又與“水”形近，所以我們推測“尐”可能是表示水流的“泧”、“濊”、“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等的本字。
李家浩先生曾指出“亅”或“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是由下列甲骨文B變來的：
B 1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甲骨文合集》17525） 2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同上17581）
3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同上17612） 4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同上17663）
B見於骨臼刻辭，是肩胛骨的量詞，讀為“一算為奇”之“奇”。[21]楊澤生先生對此說又有所補充，[22]當可信。B大概本以一條曲線表示水流之形，此即《說文》訓為“流也”的“乁”字。由於其形體表義不是十分清楚，且逐漸變得與“乙”字形近易混，所以後來仿照“水”字的寫法，在其兩側各加一短橫，表示水流，這樣就可以從形體上提示字義與“水”相關了，此即《說文》“尐”字。許慎誤認為是“少”字的反寫，卻又保留了本來的讀音。至於“泧”、“濊”、“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等字，則都是表示“乁”、“尐”本義的後起形聲字。
（編者按：[1]“愆”字，從董珊先生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2004年）。
[2]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釋文考釋170頁。
[3]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釋文考釋272頁。
[4]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252頁。
[5]黃錫全：《讀上博楚簡（二）劄記（壹）》，簡帛研究網，2003年2月25日。
[6]原注——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80頁，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2年。
[7]禤健聰：《上博楚簡（五）零劄（一）》，簡帛網，2006年2月24日。
[8]董珊：《戰國竹簡中可能讀為“說”的“尐”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5月2日。
[9]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圖版96、60、62頁。
[10]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2005年4月，1～3頁。
[11]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2005年4月，3頁。
[12]孫詒讓：《札迻》（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1月，204頁。
[13]王引之：《經傳釋詞》，岳麓書社，1985年4月，230頁。
[14]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引，中華書局，1988年4月，1954頁。
[15]李家浩：《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93年9月，455頁注19；又載《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219頁注2。按，李學勤先生很早也指出：“‘亅’、‘
李家浩-釋上博簡中讀為“曰”的一個字’兩字音義均通，應為一字的分化。”（《曾國之謎》，載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150頁。）
[16]參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7月，523～524頁。
[17]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149～150頁。
[18]參看楊筠如：《尚書覈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1頁。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4月，4頁。
[19]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6月，80頁。
[20]參看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39頁。
[21]李家浩：《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93年9月；又載《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22]楊澤生：《甲骨文“丿”讀為“奇”申論》，《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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