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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综述

方原
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理工学院、秦俑博物馆联合主办的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5日至8月7日在陕西汉中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学者共七十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大会收到学术论文五十多篇，美国、日本学者也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会议期间，学术气氛浓厚、争鸣热烈，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次会议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史上的又一次盛会，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撰写的《史记》是具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誉的不朽巨著。两千多年来，司马迁与《史记》以独特的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人士思索、研究，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焦点，而且经久不衰、历久弥新，逐渐形成一门新学问——史记学。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在秦汉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汉中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上，力求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上提出新观点、取得新成果；另一方面则力求使汉水文化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本次会议除涉及以往研究的固有问题外，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司马迁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天道观、《史记》中的诗学思想、司马迁的谋略、《史记》与汉中以及《史记》与汉水文化等问题。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学术论文来看，这次研讨会具有研究方法新、力度深、视野开阔以及港台学者广泛参与等特点。
《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香港中文大学曾志雄教授从《史记》深化历史分期的意识、对秦汉历史概念的确立、法统观念的确立以及史料整理和运用四方面阐述了司马迁对秦汉时期历史的贡献，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教授从谋略角度出发，指出《史记》是一部重要的谋略著作，观点新颖、论述精辟。河南科技大学薛瑞泽教授对西汉以后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问题进行了总结，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对司马迁、《史记》的赞美与批评，并指出应当关注这些评价背后的深层原因。徐州师范大学王健教授认为秦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与《史记》有着重要联系，《史记》提供了中古时代历史发展模式化的东西。此外他还对时代文化发祥地的错误提法提出批评。西北大学文学院李志慧教授认为中国南北文风的融合滥觞于战国秦汉时期，司马迁《史记》为集大成之作。他还对《史记》“疏荡”的文笔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观点新颖、分析透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刘清河教授将《史记》与《旧约》进行了文学比较，指出两者都对各自文化进行了总结，是世界文化重要土壤。运用文学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为《史记》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途径。汉中市博物馆郭荣章先生从《史记·平准书》记载出发，指出大一统体制下以政治方法指导商业发展具有很大弊端，商业发展应当遵循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渭南师范学院梁建邦教授从继承远祖史官职业思想的影响、效法孔子修《春秋》等六方面因素阐述了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凌朝栋博士运用数字统计方法，从选本角度探讨了《史记》及司马迁文章的精华所在，论证充分、结论公允。
思想文化历来是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刘韶军教授从古文学的性质与《天官书》的历史地位、天人关系的对应和统一、人类活动在《天官书》中的反映、《天官书》的历史观四方面深刻分析了《史记·天官书》的天人观与历史观，指出《史记·天官书》的历史观，最重要是司马迁通过总结天文天文观察史来归纳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台湾明道大学中文系许淑华副教授认为《史记·伯夷列传》天道之惑并非司马迁之惑，司马迁对天道之惑的提问乃为寄慨与著明天道之意。台湾嘉义大学蔡忠道博士从生死的省思与超克两方面论述了《史记》的生死观。安徽财经大学王晋中教授对《史记》诗学思想与《史记》文学性进行区分；指出先秦诗学观念的两种构成是《史记》诗学思想的资源；《史记》诗学思想与史学观念融通，并对《史记》诗学思想进行了归纳。陕西理工学院杜小安先生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神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理性批判精神四方面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讨论。
在宏观研究之外，许多学者还从细处着手，对《史记》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泰由《史记·循吏列传》与《史记》、《汉书》各篇记事互见和议论互补之处的比较，强烈的批判了汉武帝时期“官吏枉法现象严重”、“文景盛世不再，民不聊生”、“官府与民争利”、“频繁变更币制”、“令数下，施政不能因势利导”的吏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子今教授指出《史记》有关秦史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中“四十六日”的时间过程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中，或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应当进一步对其进行全面的文化解读。黄冈师范学院黄崇浩教授提出“以山证山”、“以水证水”的新思路，得出战国神话及辞赋中之昆仑乃今之秦岭的结论。黄教授的结论颇具新意，为《史记》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台湾彰化师范大学陈文豪教授对《史记·大宛列传》等史料记载分析指出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曾向汉武帝提出一份可能附有地图的书面报告；张骞应募出视绝域，可能是由于立功扬名显亲和投笔从戎立功绝域壮志使然。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房锐副教授通过将《史记》、《汉书》等史料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了文翁治化蜀地的功绩，分析了司马迁未为文翁立传的三个原因：迁、固各自时代不同的人才标准、对儒学发展的不同认识以及司马迁时代文翁化蜀功绩没有展现。房锐副教授的研究提示我们在注重《史记》关注的话题之外，也应重视《史记》缺失的话题。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刘锦源对《史记》中纪信事迹进行了补充，从知识阶层大传统和一般民众小传统两方面论述了纪信形象的建构。海南大学毛金霞女士指出《史记》中一些作品含有功成身退叙事母题。《史记》中功成身退的人物事迹体现出中国文学功业意识与自由精神的相黜与互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机制的重要结构成分，其叙事的模式也浓缩为一种文学的母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人则对清代以来《史记》校勘研究进行了综述。
《史记》与汉中、汉水文化的研究是本次会议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问题，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台湾师范大学林礽乾教授对史书记载刘邦就封南郑的4条栈道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子午道最为便捷与可能。此外他认为史书记述张良送刘邦至褒中，提出“明烧栈道，暗渡陈仓，还定三秦”计策具有深远意义。天水师范学院晏波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刘邦经子午道进入汉中的疑点，他认为刘邦是由杜南西行经褒斜道赴汉中就国。他还分析了刘邦进入汉中前的心理变化过程。台湾清华大学林聪舜教授认为韩信的《汉中对》在高明谋略当中透露出与现实抵触的旧世界观。韩信的悲剧是结构性的矛盾，与道德性解释无关。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教授从宏观角度对汉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变化进行阐述，从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入汉中”是汉初功臣资格的主要标志等方面论述了汉中在西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方蕴华副教授对秦汉时期汉中的历史地理特点和文化特色进行了深入分析。台湾大学刘德汉教授《〈史记〉与汉中》一文论述了汉中作为刘邦灭楚兴汉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褒姒、张骞两位汉中著名的历史人物。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纷纷表示，在今后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中，要继续注重宏观探讨与微观考释相结合，要注意文史哲学科的结合研究，要注意比较研究等新方法的运用。一些学者也提出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应当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许多学者还对今后的研究和学术会议组织管理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古汉台、石门褒斜栈道、武侯祠、武侯墓等地，对汉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次大会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汉中市委副书记何振基、陕西理工学院书记、院长王立新莅临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陕西日报、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这次盛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文化研究会等向大会发来贺信。会议期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补充调整，增加了学会的新鲜血液，增补梁中效、为副会长。西北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的一批青年学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质量较好的论文，是《史记》研究的后备力量，为《史记》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继承前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资料，展现新视野，提出新观点，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它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整理和总结基础上，为今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青年学者的学习提供了依据，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有关单位联合已举办过八次学术讨论会，出版《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七集，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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