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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水汉中 汉家雄风——陕西汉代文化概览（中）

谭前学 王世平
三、文景之治与武帝拓疆
史书上有“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颂词，是说周代最值得尊崇的是成王、康王时期，而汉代最应该歌颂的是文帝、景帝时期。在这里出现了中国古代两大“治世”之说。虽然这两大“治世”都出现在陕西，但关于“成康之治”，史书上保留下来的可信记载，只有“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的简单轮廓，相比之下，汉代的“文景之治”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翔实资料和丰富的考古实物可证的“治世”，而且它也为后世的“治世”立下了许多标准。
汉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79—前157年，其子汉景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56—前141年。父子二人相继在位，共计不足四十年的时间，却创造了社会稳定、政局清明、经济发展、人心归向的大好局面，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破败、政局动荡的局面，代之以“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安定、繁荣景象，奠定了西汉盛世的坚实基础。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汉初，统治者总结秦王朝以法家理论为指导思想，多欲暴政二世而亡的教训，顺应社会希望和平安宁的要求，及时调整了统治方略，采用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在刘邦统治的数年里，汉王朝为巩固政权而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更多，“清静无为”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继之而起的惠帝、吕后时代，“清静无为”才成为治国的总体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到极致，以至一提到“文景之治”，人们就会联想到“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等黄老思想 。事实上，“文景之治”也确实是在“清静无为”、“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实行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而出现的结果。
“无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学说的总原则。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鱼，最忌不停翻动，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应以不扰民为上。如果统治者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社会，朝令夕改，百姓就无所适从，国家就动乱不安；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文景时期实行的轻徭薄赋、废除苛刑、减轻刑罚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这一指导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运用。“无为而治”思想特别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这一点既表现在“与民休息”政策的长期实行，更明显地表现在官吏任免上。
文景时期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非常慎重，不主张或不实行频繁的调动，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实行久任制。有的官员因为长期在一地做官，他的子孙就在那里长大，甚至把他的姓氏都改换了，就按照他所做的官来做自己的姓氏。即史书所称“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如仓氏、库氏、庾氏，这都是汉代文景时期那些担任仓库管理的官员，根据自己的职务，把自己的姓氏改变了的实例。一个人在一个职务上有较长的时间来任职，他就不会追求短期的效应，不会搞“政绩工程”。如果官员频繁地调动，送往迎来，既会给地方和百姓带来额外的负担，同时政策也会随之多变，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汉初七十余年，政策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生产持续发展，最终出现文景之治，政策的长期稳定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汉诏多惧词”，是说汉代皇帝发布的诏书中有许多是有戒惧之心、敬畏之心的，而“汉诏多惧词”这种格局或传统就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汉文帝14年，发布了一个诏书，说他“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内中包含戒惧之心；还有一次，汉文帝针对连年的农业歉收、灾疫发生等情况，他下了个诏书，要求臣民，就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据实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文帝不断地反省自己，就连蛮荒之地出现了不宁，他认为也是自己的责任。对于这样一位充满了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皇帝，我们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这时期的许多大臣也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贾谊在分析了汉文帝时代的形势后，说：“窃维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晁错分析了汉文帝时期的形势，特别留意社会的根本治安大计，提出了“削藩策”，指出诸侯“乃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获大”。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削藩会导致对政治权势人物的实际利益的伤害，但是晁错依然坚持上了削藩策。后来随着削藩策的推行，吴楚七国叛乱的爆发，晁错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处死。晁错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的存在，但他依然去做了，这是因为他心怀国家，心怀社稷，从个人而言，是他的一个悲剧，但如果从世人应当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而言，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自身利益、积极求治的进取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文景之治的出现显然与文帝、景帝以及大臣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密切相关。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文、景二帝的个人品德有相当的关系。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能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时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相当于十个一般家庭的财产，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还是极为有益的。这一点也在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汉景帝虽然在即位的第三年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营建时间长达26年，但与汉代其他帝陵动辄陪葬大量华丽富贵的各种奢侈品不同，阳陵陪葬坑中虽然也有少量豪奢富贵的陪葬品，但总体氛围是非常俭朴的，陪葬品的主体是代表一般社会财富的家畜家禽、粮食等，动物模型中马牛羊猪狗鸡六畜俱全。而就羊来说，就分为山羊、绵羊、公羊、母羊、大羊、小羊，成群结队规模惊人，这是以往墓葬中不曾看见过的。这既证明了景帝的节俭绝非空言，同时也显示出当时“文景之治”极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广泛积累基本社会财富的时代风貌以及农业经济繁荣的现实。
当然，“文景之治”的出现也不完全是文、景两帝的功劳，它实际上是汉代建立以来，在长期稳定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几代人持续努力的结果。“文景之治”之所以被后世称誉并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也并不在于其表面的繁荣景象，而在于促成这种繁荣景象的深层次原因，如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各种政策应保持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等等。
西汉的“文景之治”，是一个连接汉高祖伟业和汉武帝雄风的非常特殊的时代，它奠定了汉代国富民强的物质基础，同时又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汉武盛世的序幕。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以“雄才大略”闻名后世。但如仔细考察汉代及中国历史，在中国众多皇帝中，汉武帝其实是最有可能成为一位平庸的皇帝的。因为他即位时，经过他的祖父和父亲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励精图治，当时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史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此外，通过废除秦朝酷刑，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太平安定、人心所向的局面。作为16虽即当皇帝的少年天子，他完全可以坐享祖父与父亲经过“文景之治”打下的太平江山。穷则思变，但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大多数执政者都会选择“守业”，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毁了现有成绩而留下几世骂名。但汉武帝并没有这样。他在接收祖父和父亲丰厚家业的时候，也看清了他们留给自己的隐忧，那就是国家对内的控制能力较弱，地方豪强横行，达官贵人奢侈无度；在对外发展方面也呈现弱势，尤其是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凌辱。对此，他决心用变革的办法加以解决，为后代留下一个太平的基业。为此，汉武帝在位期间实行了独尊儒术、推恩令、盐铁官、阿党法等一系列制度变更以及对外开疆拓土，将汉王朝由繁荣推向了鼎盛。并在秦始皇缔造中华帝国一百年后，把中华帝国第一次带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的豪言壮语表明，汉武帝既与他的的祖父以及父亲一样，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更有着比他的祖辈、父辈更强的进取精神。如今，在咸阳原上的汉代帝陵中，唯有汉武帝的陵墓最大，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汉武帝比汉代其他人具有更强烈的进取精神。汉武帝主动变更制度、推行改革既造就了汉武的辉煌和汉代的盛世，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如他尊崇的儒术，不但被他以后的汉代统治者尊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也被后来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作为制定方针大政的基本依据以及中国人作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当然，正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所评价的那样，“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治不是汉武帝最重要的功绩，他最重要功绩主要表现在强化国家力量、对外开疆拓土的武功上。
西汉立国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低调的立国态势，不愿意轻开战端，因为以西汉初期的国力，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军费开支，所以面对咄咄逼人的匈奴，只能采取“和亲”。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为之一变，由于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初年的求和政策，开始主动出击。他派卫青、霍去病数次征伐匈奴，最终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黄河河套地区和河西郡的开发，为西汉宣帝以后半个多世纪北部边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扩大了汉朝在北方的版图。其实，汉武帝发动战争不光是打匈奴，开疆拓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也同时进行。对东方，攻打朝鲜，消灭了朝鲜的卫士王朝，在其地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莵四个郡进行直接管理。在东南，消灭了东瓯、闽越、南越，在其地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九个郡，使今天的东南和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在西南，彻底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在先后建立了犍为郡、柯郡、益州郡、越隽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等七郡。从此，西南地区归入西汉版图。汉武帝在发兵征伐“西南夷”的过程中，为解决中原士兵不习水战的问题，专门下令在长安开凿了一个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并修造有楼的大型战船，专供士兵操练水战使用。解决了水战的阻碍后，汉军征伐“西南夷”就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并很快打败了滇人。后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非常景仰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气魄和功绩，把北京西湖更名为“昆明湖”以表纪念。“汉习楼船”便成了汉武帝丰功伟绩中开发大西南的重要篇章。对西方，为了打击匈奴，除了正面派重兵进攻外，还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与乌孙等夹击匈奴，虽然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汉王朝却由此与西域等国建立正式的交往关系，并正式开通了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东征西讨，大大开拓了中华帝国的疆土，勾勒出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并真正形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没有完成的“大统一”局面。而这个帝国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广大，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全部扩展成为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文化圈。这些都是汉武帝的功劳。当然，为了这样规模的军事征伐，汉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民众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当时一个家庭中，常常是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告苦无门，他们要给自己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尸首，只好“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局面，而“内修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起为盗贼” 的局面与秦朝末年又是何等的相似！但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却无“亡秦之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他晚年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政策，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汉武帝晚年，曾有人提出应该在现在的新疆轮台县搞屯田，以保持在西域的进取态势。结果，武帝非常明智地驳回了这个提议，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轮台之诏”，公开宣布：“我以前搞大规模战争的做法是错误的，现阶段必须更改政策，让民间休养生息。”晚年的汉武帝意识到自己多年征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决定在有生之年“拨乱反正”，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汉武帝的这个“自我批评”，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宽恕”，人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他曾经犯下的错。毕竟，他所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后世，这是一个难得的史鉴。秦汉以来，“秦皇”与“汉武”便一直被人们并称，但后世子孙给予他们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前者是暴虐的代名词，后者，却堪称一代贤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武帝的自我批评为他再次赢得了千古英明。
四、黄老之学与独尊儒术
如果说政治制度是秦王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汉承秦制”的汉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则主要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即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文化，确立儒学为官方正统的政治思想理论，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西汉王朝建立后，立即面临着用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去治理国家，即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的问题。秦王朝用法家理论治国，仅15年就国亡家破了，这一点汉初的统治者看得非常清楚。然而，自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学说，尽管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论的，但除了法家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外，还没有任何一家的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必须从“天”的角度即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权威出发，论证刘氏王朝“承天受命”的合理合法性。这些，正反映出发端于诸侯林立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在为大一统王朝服务上，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西汉王朝不得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中先择其合用者，同时进行新的政治文化的探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黄老之学首先登上了汉代的政治舞台。
黄老之学是战国时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其学说的宗旨在于“自然”与“无为”，强调一切都因顺自然，不要有任何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清静无为”， 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
汉初统治者首先选择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黄老之学可以清楚地论证西汉王朝取代秦王朝的合理性及必然性。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政权在建立之初都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想方设法说自己是“承天受命”。对于西汉王朝的建立，黄老之学用“道”为其找到了根据。黄老之学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高于“天”的规律。反秦烽火刚刚点燃时，仅仅是一点星星之火，对于强秦来讲是弱，但是“弱”战胜了“强”；楚汉战争开始时，刘邦是弱，项羽是强，但最终“弱”又战胜了“强”。这些事实完全符合《老子》所说的“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反者道之动”以及“柔弱胜刚强”等事物变化、矛盾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样，西汉王朝的建立就是完全符合“道”的，“道”高于“天”，当然就更符合“承天受命”的条件，其合理性、必然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黄老之学为西汉统治集团提供了治国安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无为而治。汉初君臣在批判秦朝的统治政策和分析秦亡的原因时，几乎共同认为秦始皇父子“务胜不休”，企图无所不为而导致无能为、无所为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由此陆贾提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这与《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完全是一致的，刘邦接受了这种要君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此后的惠帝、吕后直到景帝、窦太后也继承了这一思想，由此出现了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实际上，汉初的君主大臣，大都喜欢黄老之学，这也是汉初选择黄老之学作为统治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现实也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无为而治，由此也只能选择黄老之学。经过秦末战争后，汉初经济极其残破凋零。当时天子的御驾连四匹相同颜色的马都很难找到，将相们只能用牛来驾车，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统治者的剥削也无从下手，迫使统治者只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并且实行“约法省禁”，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而这正是黄老之学所主张的。如果刘邦仅仅是接受了陆贾等人的建议，准备通过“无为”来达到“无不为”的话，那么，其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窦太后之时，尊奉黄老之学，有意识地实行无为而治则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行动。汉初统治者经过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使得汉初七十多年间，黄老之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
汉代虽然选择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作为统治理论，但他们积极总结秦亡教训，顺应社会的要求，及时调整治国方针的行动，却绝不是消极的无为。
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
此外，汉初“无为而治”大环境下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得各种思想流派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等不同学派又纷纷登台亮相、著书立说、各显其能，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事，但对统治者来说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各学派虽然主观上都想为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提供治世良方，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却造成“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即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为此 ，汉武帝在登上皇位以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卓然罢黜百家”。这一决策，既是他以后数十年不断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开始，也是汉代统治思想变化的重大标志。汉武帝“罢黜百家”，实际是想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即“独尊儒术”。 儒学被用来代替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包含有利于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的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汉代儒者如董仲舒等对先秦儒学的加工，使其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但由于当时笃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控制着实际的朝政，“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只是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顺利实现。
为实现独尊儒术，汉武帝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五经”就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太学实际上也是为专门培养《五经》博士而设。其实，博士官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的博士官并非只有精通儒术的人来充任。但汉武帝时代，太学里面所设置的博士官全部是精通儒家《五经》的经师，太学里面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也是儒家的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面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只要其中有一部经典的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即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留在皇帝身边，做皇帝的亲信、随从，当时称之为郎官。郎官尽管级别不高，但能接近皇帝，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尽管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读其他学派的书，可实际情况是读其他学派的学术，学得再好也没有施展才干的地方，逼得社会上有志于进取的青年学者不得不都去学习儒家经典。此外，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还规定官员在朝廷议论问题时只能用儒家的经典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否则就没有发言的资格。这样也逼得导致一部分已经做官的人，即便原来并没有真正学懂儒术，但为了取得发言的权利，也必须要学儒家的经典。据记载，后来成为丞相的公孙弘，四十岁之前学的都是杂家之学，后来他意识到学杂家之学当不了大官，就改学儒术，果然就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干，成为了白衣卿相的代表人物。把儒学与仕途联系在一起，把学术与利禄直接挂钩，于是尊孔读经，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借助政治的力量，长安从此取代齐鲁成了中国最大的儒学中心。
经过汉武帝即位后几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终于被抬到了统治地位，成为了代替“黄老之学”的统治思想。借助官方的势力儒家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传播。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逐渐成了全社会普遍的伦理规范。像“大一统”、 “仁”、“义”、“礼”、“孝”等观念就是从汉代开始才普遍被人接受的。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大一统”观念就始于汉武帝时代。此后，历代统治者均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也是从汉代开始的。“独尊儒术”，“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黄老之学失去了官 方的支持，其地位一落千丈。但其影响是逐步消退的，整个两汉三国时期的思想界仍可 以看到它的影响。黄老之学在西汉中期受到冷落之后，转而在民间流传，同盛行于民间 的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朝着民间宗教的方向发展，演变为“黄老道”，黄帝和老子都被神仙化而受到顶礼膜拜，并最终导致了道教的出现。
然而，汉代所“独尊”的儒术，已经大大不同于孔孟当年鼓吹的儒术。经过董仲舒加工后的汉代儒学提出并强调“大一统”的理论，把封建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必须遵循的思想法则，并主张君权天授，极力鼓吹君主专权制度；董仲舒明确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三纲五常”使“礼”变得更加明确具体、等级关系更加分明，变成一种可操纵的社会行为准则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这样，讲“忠”讲“孝”的儒家文化，就成为君主专权政治最有力的支持者，儒家文化已经由一种基本上的道德文化，演变成一种统治者须臾不可暂缺的、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文化，演变成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根本标准与基本手段。汉代的官吏考察与人才推荐都离不开“孝”，被推举者就称为“孝廉”，这不仅是汉代的选官标准，而且为以后各朝各代所沿用，“孝”成为做官与升迁的第一个道德门槛，甚至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的立身之本。“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也成为人人必须牢记的人生信条，“忧国”首先就要“忧君”，这又成为人生最大的焦虑；而作为汉文化中心的陕西，从这时开始，就不断产生忠君爱国的典范人物，产生精忠报国的死士、斗士，如西汉时的苏武，奉命出使匈奴，面对生死威胁和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他宁死不屈，在北海（今贝加尔湖）放羊19年后才返回长安，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报国忠臣典范。同时，这种文化也影响到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如司马迁就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汉代的儒学又杂糅进去很多其他学派的学说，如政治上实际部分继承了法家学说，思想上直到文景时还是以道家为主，其他如阴阳、五行等学说也都被吸收进来。总起来说，“独尊儒术”不但是儒家文化在二千多年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点，而且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是采纳了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建议以及他的儒学思想，他也因此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史载，董仲舒死后葬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那里曾是汉代的宜春园。相传汉武帝在此游乐时路过董仲舒墓，专门下马步行，以示对董仲舒的尊重，因此，民间又称董仲舒的墓为下马陵。在中国古代，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本来是皇帝陵才有的待遇。汉代以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一般的文人士子，经过董仲舒墓前也都要下马步行，足见董仲舒的地位之高。陕西话，下马二字发音为与虾蟆二字同音，也就有了虾蟆陵的称呼。公元815年白居易从长安被贬为九江郡司马。某夜，他在江边送客，遇到卖唱女子，听口音来自长安，感触良多，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的句子，使得虾蟆陵广为人知。明朝嘉靖年间，董仲舒墓被迁入现址西安市和平门里。至今董仲舒墓尚留有50多厘米的封土残基，墓前“董仲舒先生墓”碑犹在。
五、独领风骚的汉赋
赋是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有韵散文，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当时一般的文士都从事这种文体的写作，有不少的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则说明这一文体在汉代达到了高峰，因此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通过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的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而这些作品也大多是在长安完成的。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千金难买相如赋”，显示了他独领风骚、卓然不群的文学地位。《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两篇赋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国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问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以及汉王朝的强大气势，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模仿司马相如，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汉武帝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作品，当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曾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而当狗监杨得意说这是他的四川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时，汉武帝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委以郎官之职，随侍左右，司马相如也以一首著名的《上林赋》回报了汉武帝的“重用”，赋中描写长安周围“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自此有了“八水绕长安”之说。作为汉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当时一般人是“千金难买相如赋”的，但被汉武帝藏在“金屋”中的皇后“阿娇”却用黄金千金打动了司马相如，为自己、也为汉武帝写了一首凄婉动人的《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汉武帝幼小时喜爱表姐陈阿娇，并当众承诺如果能娶到阿娇做妻子，会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这就是“金屋藏娇”一语的由来。但是，汉武帝在娶了阿娇之后却变了心，被贬至长门宫的阿娇终日以泪洗面，无奈之下，出重金请司马相如写了《长门赋》，希图汉武帝回心转意。但终究逝水难收，千古佳文的《长门赋》也最终唤不回汉武帝的旧情，于是这个故事又化作了表现失宠宫妃哀怨之情的成语“长门之怨”。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一直是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模仿的对象，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长期以来，汉赋被视为“宫廷文学”而遭冷落。应该承认，汉赋主体大赋，从其主观讲，不能否认它是“受命于帝王”，有其很大局限。但汉赋描写了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各个领域开拓进取的业绩，歌颂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在客观上确实可使后人从中了解与认识汉帝国大一统的历史风貌，了解祖国壮丽的山河、高超的建筑和精湛的艺术。这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汉赋中描写了疆土的辽阔、山川的富饶、都市的繁华、宫苑的壮丽、以及田猎、歌舞、音乐、杂技、车马、服饰等丰富多采的对象，也扩大了古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在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方面，他们也为后人提供了经验。特别是汉赋主要是作为一种供人愉悦的艺术品而创作的，非常讲究形式美，这对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对于文学脱离学术走向独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汉代的乐府是汉代兴起的一种重要诗歌样式。当时人们有感而发，吟咏出诗歌散句，配上音乐演奏，对这种诗歌就称为乐府。乐府诗主要来自民间，当时政府不断派人到各地“观采风谣”，收集民歌再请文人加工润色而最后定稿。上下各方通力合作，共同促成了乐府诗的繁荣。如果说政论散文、汉赋主要出自长安并以长安为中心、是一种典型的中心文化的话，那么，很多乐府诗是出自陕西各地，使它又呈现出民间文学的另一种风貌。乐府中著名的作品《陌上桑》写的就是关中东部今华阴一带，诗中那美丽善良的罗敷女给人深刻的印象，而罗敷作为地名至今犹存。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班固所著的《汉书》，是中国史学的两座丰碑，但它们中的人物传记也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学作品，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两座高峰，受到了后人的极大推崇与景仰。《史记》在人物塑造、情节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运用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同时，它的风格雄肆奇伟，行文充满感情和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作品，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的语言是在当时的口语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既平易朴素，又丰富多彩、准确生动。其叙述语言雄浑朴茂，感情色彩浓郁，富于节奏感和气势美。此外，《史记》中还大量吸收民间俗语、谚语和歌谣，使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摇曳多姿，这也是先秦历史散文所不及的。在《李广传》的结尾，司马迁只用了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谚，一下就把不善言辞、忠厚朴实的李广的性格特征和人们对他的敬仰写了出来，这一句抵得上千言万语，没有比这更精彩更准确的词汇了。《史记》融铸了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在时代风气的感染下，司马迁怀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使《史记》成为他用生命和血泪凝成的伟大作品。他胸中充满了悲愤，对悲剧有着深切的内心体验，在逆境中，他效仿古人发愤著述，因此能成功刻划一大批品行卓异、具有英雄性格、能够扬名于天下并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时，他也写出了这些理想人物的不幸与英雄失路、壮志难酬，使这些形象或多或少地带有悲剧色彩。他在文中常夹叙夹议，激情滚滚、荡气回肠，表现了自己激愤不平的内心世界，带有一种狂飙雷电般的力量，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也正为此，《史记》被后代学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所有史学著作中文学价值最高的。
在中国的24史中，《汉书》的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史记》，它的作者班固与司马迁一样，也是一位陕西籍人士，因之，《汉书》也同样显现出陕西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追求，显现出陕西的人文环境对撰写历史著作的深刻影响。《苏武传》是陕西人写陕西人，班固格外倾情倾力，注入全部心力去写苏武被匈奴拘禁十几年，历尽艰险，终于重返汉朝的事迹，生动表现了他坚贞不屈、不惜用生命维护国家尊严的崇高品质。苏武的堂堂正气凛然难犯，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在中国所有的史籍中，很少能见到如此感人至极的文学化史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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