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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含义猜想

史党社 田 静
近年周秦故地宝鸡一带的重要发现颇多，与秦有关的有陈仓区（新近改称，旧称宝鸡县）的宁王秦汉遗址以及凤翔县常青乡的马道口西周——春秋遗址。这两个遗址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联系，这里拿来一并讨论。
一，宁王遗址
宁王遗址位于陈仓区阳平镇东数公里的宁王村北的的台地上。南面俯视渭水，北依凤翔塬，也就是历史上的三畤塬——《秦风·小戎》诗中的“北园”，地势高亢。现存遗址面积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0.5公里，有两个砖厂一直在由南向北取土，推测遗址原来应向南延伸，宽度更大一点。砖厂取土挖出的秦汉砖瓦残片，堆积如山。从塬面望去，也可随眼见到土中夹杂有丰富的瓦片等遗物。通过遗址踏查，知还有陶窑等遗址。遗址中最有价值的，当数“郁夷”有字瓦当，对于西汉郁夷县位置的判定，大有帮助。
“郁夷”瓦当中的“郁夷”二字，可理解为宫名，也可理解为地（县）名。可为前一说佐证的是，关中一带所文字出瓦当，多有宫名，如蕲年、棫阳、成山、羽阳、黄山、甘泉等。后一种情况，例如渭河对面今眉县发现的“郿”字瓦当。“郿”字瓦当发现地有两处，一在县城西，一在县城东，皆在渭水南岸，相距达13公里（刘怀君、王力军《秦汉遗珍——眉县秦汉瓦当图录》第13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5月），因此不可能是同名的宫殿之称，只能说这两地都曾是西汉眉县辖地。通过“郁夷”瓦当的发现，至少说明现今的宁王——阳平一带，在汉属郁夷县辖地；秦汉平阳宫、平阳城也在郁夷县地。
郁夷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其文曰“：郁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
颜师古注：“《小雅·四牡》之诗曰‘四牡騑騑，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马行于此道。”是郁夷可作倭迟。陈奂认为写作郁夷，乃班固引《鲁诗》，周寿昌非之，认为或《齐诗》。另《诗释文》引《韩诗》作“倭夷”。《文选·西征赋》注引《韩诗》作“周道威夷”。（《尔雅·释地》也有“西陵威夷”之说）刘宋颜延年《北使洛》诗（《文选》二十六卷。颜延年为南朝刘宋元嘉时人）云：“威迟良马烦”，注又引《韩诗》作“威迟”。是郁夷又可作倭夷、威夷、威迟。周寿昌曰：“郁、倭、威一声之转，夷、迟又通假字耳”（上引《诗》注皆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笔者按，西汉时诗分四家，有鲁、齐、燕、毛之别，其中前三者属今文，后一毛诗为古文。今《毛诗》作“倭迟”，新发现的瓦当文字作“郁夷”，益可与汉代《诗》之流传相印证。“郁夷”为今文，即汉代通行的写法之一，班固因之；而“倭迟”则是战国古文。
笔者意倭迟、倭夷、威夷、郁夷当通逶迤，义为绵延曲折。《四牡》诗言“周道倭迟”，即取此义。《文选·西征赋》注引东汉薛汉《韩诗薛君章句》云：“威夷，险也。”王先谦从之：“县地险，因受名矣。”薛汉、王先谦把威夷与地形联系，得之。由此，郁夷县之得名，当是因地形而来。今宁王遗址，往西直至今天的千河入渭处，都位于渭河谷地北的台地上，北依大塬，地形由南往北逐级而上，崎岖若山。从南面渭河谷地北望，宛若东西连绵的群山，正与“逶迤”之义合。由此说明：郁夷县可能因地形得名（包括道路之形），而不是别的原因。
若说“郁夷”，取二字字义，即树木葱郁、地势平坦得名，由于秦汉宫殿名多与树木有关，如长杨、五柞、林光、上林、桂等，或与地形风物有关，例如甘泉，所以有一定道理。王莽时改郁夷为郁平，似乎印证了此说。但是，既然汉代郁夷与倭迟等既可相通，而且现今的宁王一带，地势怎么说都不平坦，因此就不能轻易否定笔者之意。
关于郁夷县的后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按指赤眉军）于郁夷。”还有《地理志》记载的王莽时改郁夷曰郁平，可证郁夷县西汉末犹存。《后汉书·郡国志》载：“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郡国志》无郁夷县，知东汉郁夷县被省并。省并于何时，也可推而知之。《东观汉记》（《水经注·渭水》引）：“隗嚣围来歙于略阳，世祖诏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陈仓、郁夷分部而进者也。”查《后汉书·来歙传》、《隗嚣传》，隗嚣围略阳事在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则郁夷县之废，必在建武八年以后。这个省并的原因，晋《地道记》记载，乃是由于西汉末战乱，郁夷之人多寄理于郿县境内，故并郁夷入郿县（如《清一统志》凤翔府条、《汉书补注》）。
由宁王遗址的发现，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此处就是郁夷县制所在，但至少可以说郁夷县就在今宁王至于西千水一带。文献中那些认为郁夷县治所在的其他说法，都可由此澄清。如《太平寰宇记》说：“郁夷故城，盖在今陇州西五十里大宁关侧，近汧水源”，宋陇州即今陇县，若郁夷在其西，显然不对。《清一统志》从之。另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在今宝鸡市东的汧渭交会的夹角一带，这个说法可能是从《水经注·渭水》等文献而来的（如下），也是不准确的。
有关郁夷县最令人不解的是《汉志》记载的郁夷县有汧水祠。《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时“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山胥＞山之属， 为小山川，亦皆岁祷赛泮涸祠，礼不必同。”汉之汧水祠因秦而来。1973年出土于凤翔县常青乡马道口村的汉羽阳宫鼎，铭文也有“汧共厨”、“雍羽阳宫”内容（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李仲操《羽阳宫鼎铭考辨》，《文博》1986年第6期）。传世的还有一件平阳宫鼎，铭文曰：“今汧共厨，平阳宫金鼎一，雍容一斗重九斤八两”（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这里的“汧”，按照1981年岐山县县城东南帖家河汉墓出土有西汉铜鼎铭“ （雍）虢共厨第辰”（歧山县博物馆庞文龙《歧山县帖家河村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传世器“雍棫阳共厨”、“ （雍）橐泉宫金鼎”（并见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第29-32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10月）等文例推测，很容易使人想到“汧”乃宫殿名。同时汉代还有汧县。但说汧为县名，似不恰当，在史书中也无汉代有汧宫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鼎铭中的“汧”当是千水祠的省称，羽阳宫鼎应曾在汧水祠置用。
在说郁夷县有汧水祠的同时，《汉志》又记载有虢县。虢县多说与虢宫皆在今宁王遗址西十多公里的虢镇一带，后者今称陈仓区。汉代汧水祠当近汧水，《清一统志》记载在“宝鸡县（按指今宝鸡市）东”，只言其大概。但是若汉代虢县在今虢镇一带，则郁夷县与汧水之间有虢县阻隔，郁夷县有汧水祠，地当近汧水，按理也应在虢县一带，但为什么却跑到虢县东的郁夷县地呢？
虢县为原小虢地，武公十一年灭于秦。《秦本纪》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州。《正义》曰：“虢，音古伯反。《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灭时，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别种。”后一说小虢是羌的别种更为有理。没有证据显示武公灭虢后即置虢县，史志中有的说武公此时置虢县，仅仅是一种臆测。若秦灭小虢而置虢县，为什么《秦本纪》不言，而同时代设县的事件如伐虢、冀而县之，以及县杜、郑都得而记之呢？况且，早期的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具有浓厚的军事意义，位处雍、古陈仓、平阳这样一个秦的核心区域中，虢县的设立或许是没有价值的。虢县究竟设于何时，还缺乏充分的论据。
据《秦本纪》记载，宪公二年（前714年）徙居平阳，至武公十一年（前687年）灭小虢，若承认此前文公曾在今虢镇以西活动（或古陈仓，此处有文公所立陈宝祠；或今马道口一带，此处或说是文公“营邑”的“汧渭之会”），并且平阳就在今阳平一带（见下），则陈仓与平阳之间为小虢阻隔，这时的小虢与秦为临，位置正在东西交通要道上。在宪公徙居平阳至于武公灭小虢的几十年间，秦人向西交通有文公归葬“西山”以及伐邽、冀戎等大事。除此之外，还有灭荡社、县杜、郑等事。为什么秦人对于与自己紧邻的小虢漠视二十余年，若小虢确实在此，只能说明小虢对秦并不构成十分的威胁。小虢、虢县地望在今虢镇一带，唐宋以来史志多有记载，唯此前的《水经注》记载魏晋以来说法与之相异。
《水经注·渭水》记载：“雍水又与东水合……数源俱发于雍县故城南，县故秦德公所居也。《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也，有虢宫，平王东迁，叔自此至上阳为南虢也。”郦道元所引《晋书》文字，不见于今本即唐初房玄龄等著《晋书》，知为佚本，成书必在西晋至于北魏的约200余年间。
此外明《一统志》的记载也与唐宋以来说法有抵牾之处：“虢故城在宝鸡县东六十里。”明代宝鸡县即今宝鸡市区，其东六十里，正当今宁王南北一线。今宁王以北塬上凤翔境内有虢王一地，与雍城同在一个大的地理单元上，也正是《晋书地道记》所说的古雍水（今湋河）所流经的西虢之地，虢王地名可能就与小虢有关。庞文龙先生就持此观点。
若按上述《晋书地道记》、明《一统志》的记载，则虢县比现在更加靠北，宜乎郁夷县地西向可至今汧水入渭处，汧水祠也就可以靠近汧水，似《汉志》记载的郁夷县有汧水祠的说法可以讲通了。
在现在的资料情况下，笔者无法最终解决文献的矛盾，或许以后宝鸡、凤翔一带出上几枚虢字瓦当，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以肯定的一点应是：汧水祠无论在郁夷县的什么地方，都是靠近汧水的，大的地理范围应是今阳平——古陈仓一带的汧、渭谷地附近。上述羽阳宫鼎等铭文中，“汧”都与平阳、羽阳等地名联系在一起，就是说明。笔者怀疑，可能汧水祠旧属虢县（也有可能是雍县），由于汉代分置郁夷县，使汧水祠随地改属郁夷。
关于郁夷与平阳的关系，也须辨之。
《史记·秦本纪》记载“宁（宪）公二年（前714年），徙居平阳”，至于武公二十年（前678年），宪公、出子、武公三公在平阳总计37年。自德公元年（前677年）以后，改都雍城。这个迁都的原因，可能与政治有关，《秦本纪》记载“（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东周时期秦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或者别的什么方式，颇为混乱，并数次产生政治矛盾，此前的出子就是以三父之乱得立的。武公死后其子白不得立，立其弟德公，而德公迁居雍城、白得封旧都平阳，或不失为化解矛盾、规避政治风险的良策。在考虑秦迁都雍城的政治因素时，这种猜测或可作为一个原因。同时，对于阳平附近发现的考古材料，年代较早的如秦公钟、镈，以及西高泉、南阳秦墓，当然与宪公、出子、武公有关；而年代较晚的如秦家沟秦墓，则可与公子白一支联系起来考虑，不能一概视为都雍以前的遗存。
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注、《水经注》等文献来看，历史上有平阳城，又有平阳宫。从先秦到汉代，平阳宫一直存在。汉代平阳宫因秦而存，《汉志》失载。除了上述的传世的平阳宫鼎外，还有另一件传世的平阳宫鼎，铭文有“雍平阳宫鼎”等内容。《汉书·郊祀志》云：“（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平阳的位置，皇甫谧、徐广、郦道元、李泰、张守节皆以为在今阳平一带（参《秦本纪》三家注、《水经注·渭水》）。或说在今华山下，如程大昌《雍录》。从皇甫谧以来的多数学者还是主张在今阳平一带（如《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郿之平阳亭。”《正义》曰：《帝王世纪》云秦宁公都平阳。按：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详可参何清谷师《三辅黄图校注》第28-30页。“郁夷”文字瓦当，说明秦汉平阳宫、平阳城的位置，都应在汉郁夷县的辖地内。
由于宁王遗址出土有“郁夷”瓦当，规模庞大，并且符合《水经注》所说的郁夷县城在渭水北的记载（见下引《水经注》第一段），推测郁夷县也在此处。同时，宁王遗址还出土有大量“长乐未央”等有字或云纹瓦当、花纹铺地砖，遗址具有宫殿性质，也是不容否定的，有可能这里的宫殿就叫做郁夷宫，史籍失载。但是，宁王遗址却不一定是平阳。在《水经注·渭水》中，郁夷与平阳二地名并列（见下引《水经注·渭水》第二段），明乎汉代二者并非一地。这里虽然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瓦当，如“郁夷”、“长乐未央”，却无一有“平阳”或其他与平阳宫有关的字样，益可证明宁王遗址不是平阳宫所在，从而也就不是秦都平阳。笔者以为，平阳应在宁王以西一带的去寻找，位置当与宁王遗址不远，大致应在阳平——杨家沟一带。由于秦汉宫殿许多并没有发现带有宫殿名的砖瓦，所以，虽然宁王遗址没有发现“平阳”类瓦当，但仍然存在着为平阳宫所在的可能。
与平阳阳平说产生歧异的仍然是《水经注·渭水》的记载，其一曰：“渭水又东经郁夷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汧水入焉”，本条记载可以说明二：一，郁夷县在渭水北。“郁夷”瓦当的发现，说明本条记载不误；二，郁夷县接近千水入渭处。《水经注》与《汉志》，以及《东观汉记》（见上）的记载，可能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郁夷在今汧渭交会一带之所本。由于在此交会处之东，又被认为有虢县的存在，所以谭先生只能在《地图集》中把郁夷县放在汧渭交会的夹角一带。
《水经注》下文继续有第二段话语：“汧水又东南经隃麋县故城南……东南径郁夷县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宪）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眉之平阳亭也。……汧水又东流注于渭。”文中认为千水先历平阳故城南，然后东流入渭。现在千水入渭处，远在虢镇以西的千河乡地界，距离多数人认为的平阳故地——今阳平一带约二十公里。按本条记载，则平阳当在今陈仓区千河乡或更北处的千河东岸求之，地域范围可以跨陈仓、凤翔二区县，陕西学者新发现的凤翔长青乡的马道口遗址，当然也可包括在这个范围内（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4-11）。如果相信《水经注》的记载，马道口遗址就存在着是汧渭之会的可能。这与平阳阳平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阳平一带（包括其西的杨家沟乡）多有高级别的墓葬与遗物的发现，笔者还是同意平阳阳平说。在这个前提下，不是本段文字关于平阳与千水相对位置的记载是错误的，就是历史上的千水入渭处并不在今处。
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可能。但是，关于后一种可能，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
按照《水经注》的说法，千水南经平阳故城，也就是今天的阳平一带，然后东流入渭。这样既可使郁夷县地接近千水，又不妨碍郁夷在渭北、平阳在今阳平的观点。文献中或可为证的有如下两条。
1，《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郿县故城在岐州郿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郿，地名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此所谓眉县故城，在今眉县境内渭河北常兴镇一带，西距阳平数十公里。若眉县所在可称作汧渭之会，则当距千水不远，千水或在今常兴一带入渭。毛苌为西汉人，这是千水在阳平以东入渭说的最早记载。
2，《晋书·食货志》记载，曹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从陈仓东引汧水入旧成国渠，一直至于槐里（今兴平东南），或可作为汧水曾经改道的证据。这是把原来西汉成国渠的渠首向西延伸，取千水为源的。原来成国渠是从眉县——今常兴镇引渭水的。由《晋书》的成书推测，这个说法可能是房玄龄等采用的唐以前的说法。今天的宝鸡峡引渭总干渠与此经由的大致是一条路线。或许郦道元把引千水的成国渠当成千水，亦未可知。
今虢镇以东、渭河以北，先秦秦汉古迹稀少，似可说明此时曾为河道。据当地人讲，宝鸡一带渭河北虢镇以东，历史上多水田，也是证据。
当然，千水在阳平更东的地方入渭，证据还不是十分充足，目前还限于猜测的层次。
由此引出了“汧渭之会”的问题，下面要谈的凤翔县马道口遗址就与此问题相联系。
二，凤翔县马道口遗址
马道口遗址位于千河东岸凤翔县常青乡马道口村，地处凤翔塬的西部边缘，与明清以来就存此名的西平原——所谓的“陈仓北阪”隔千河相望，东面就是所谓的蕲年宫以及秦公陵园。这里早年有西周时期的墓葬与建筑材料的发现，还有建筑遗址，最近又发现有春秋早中期高级别的秦墓群。发掘者认为可能是文公始都的汧渭之会，虽不十分肯定，但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首先必须指出，人们常说汧渭之会是秦文公所都，并不严谨，汧渭之会仅是一地理概念，是千水入渭处的称呼，并不是文公始居的秦都名，文公所“营邑”之邑，才是文公所都，只不过《史记》等文献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名而已。并且，文公所“营邑”之都，也不是绝对就会在非子所邑的原址上。上文已论，历史时期汧水的入渭处，存在着并非今处的可能，有可能在今阳平以东入渭。果真如此，则从今阳平一带向西，一致到今宝鸡市区一带，大致都可以叫做“汧渭之会”的，凡此都有作为文公之都的可能。这比通常人们理解的汧渭之会的范围要大。若非，则汧渭之会大致当于虢镇以西求之。按照唐人的说法，是西不过陇县的。如张守节《史记》正义就说汧渭之会“于二水之间，在陇州以东”，《元和郡县志》说的更具体：“秦城在陇州东南二十五里，秦非子养马汧、渭之间，有功，周孝王命为大夫。”后者虽说的是非子都邑，但由于文献记载的非子都邑与文公所都有重合或接近的关系，也可以作为说明千渭之会地域的根据。唐代陇州即今陇县，东南二十五里，已在今陇县东南的东风镇一带。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陕西省文物普查资料，东风镇一带，合于条件的遗址，有年代在西周的峪头、老官窝与磨沟塬遗址，还有春秋时代的西沟墓群，所以，说非子秦城在此，是有一定根据的。鉴于处于今陇县、千阳、陈仓区的整个千河中下游，都有西周遗址分布，这个论据其实是薄弱的。综合这些资料，千渭之会的地点，估计不出今陇县以东至于虢镇之间，地域涉及上述三县（区）。
在此区域中，有一个地点——千城，需要提及，此前有学者已经讨论过了。关于千城，唐人的说法是有差异的。《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史记·封禅书》索隐则引皇甫谧说：“文公徙都汧。”同是引皇甫谧说，一说襄公徙都，一说文公徙都，二说或有一误。由于《秦本纪》记载的文公东进路线，是从西垂至于千渭之会，重新筑城，线索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宁愿相信襄公都千说更为可信。有人把今陇县东南6.5里的牙科乡的磨儿塬遗址与千城联系起来考虑，有一定道理。（《秦文化论丛》第一辑，张天恩文《边家庄春秋墓地与千邑地望》）那么，文公都邑，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虢镇以西的马道口、古陈仓，既在这个区域之内，就最有可能是文公所都。我们注意到，《史记》中说文公“营邑”的位置时，两次都说在“汧渭之间”，而非汧渭之会，例如《秦本纪》与《封禅书》。如果拘泥一点，我们当然可以据此认为，文公居邑当在今天的千水与渭水的夹角地带去寻找，由此不难把古陈仓与此联系起来。这与跟随《元和郡县志》之说的刘明科、高次若先生的观点相同。文献记载文公，多在今宝鸡市区附近活动，或许《史记》在记载文公于陈仓北阪立陈宝祠之时，已经暗示我们，陈仓就是文公之都！若认同刘、高二人的文公都古陈仓说，那么，马道口遗址又是什么呢？我们很自然就把它与上引《水经注》第二条的记载联系起来了，即宪公徙都的平阳。因为按照本条记载，千水不但经过平阳故城南，而且还要东流才入渭。若承认千水在今处附近入渭，那么，就必然得出马道口遗址乃平阳的结论。还有，在宪公徙居平阳的时候，此时小虢未灭，若承认小虢在今虢镇一带、平阳在今阳平一带，则文公活动的宝鸡市区古陈仓与平阳之间就有小虢阻隔，徙居平阳因此于理不通。但若认为马道口为文公徙居的平阳，则与古陈仓中间隔千水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靠近，此处与陈宝祠等所在的西平原，地理上本来就是一个单元，从交通与军事形势上讲，都有阳平一带无法比拟的条件。反过来，猜想马道口为平阳，那么阳平一带发现的高级别的墓葬、遗物，性质又怎样解释呢？是小虢的吗？不可能。阳平为平阳说现在看来还不能轻易否定。这似乎又印证了我们上面的猜测，那就是：小虢并不在今天的虢镇一带。
总的看来，马道口遗址为平阳的可能性是较小的。鄜畤在凤翔塬，应属事实，这对于发掘者认为的马道口遗址可能是文公始都的观点，乃是一种支持。《封禅书》记载文公作鄜畤是在“鄜衍”，鄜为地名，不可能跑到后来陕北的鄜（富）县一带去，应该就在雍附近。衍，《史记》索隐引李奇《三辅记》云：“三辅谓山阪间为衍，”也就是山坡。由此鄜畤必在凤翔塬与千水之间的缓坡附近，而马道口遗址的位置，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至于《水经注》记载的千水经平阳故城南然后东流入渭的文字，应该有问题。或许郦道元记载的汧水资料，因其在陇山遇盗的缘故，并不是那么翔实可信的。如此，马道口遗址既有为文公都的可能，也有为鄜畤的可能。
马道口遗址的性质无论怎样说，都是春秋时期秦人的一处重要的据点。这个遗址无论从内涵、位置、年代来说，都是如此重要，它的发现给我们带来的激动，并不亚于礼县大堡子山的发现。让我们继续对它的性质要进行推测。马道口遗址靠近千水，使人自然会联想到码头。我们知道，春秋中期穆公时代有秦输晋粟的所谓泛舟之役，当时运粮的船只，通过渭河、黄河、汾水至于晋都绛——今侯马，“自雍及绛相望”，规模十分庞大，其中的路线值得推敲，这就牵扯出了千水的航运问题。上文引《东观汉记》所引汉军攻隗嚣的路线，就是从渭水、千水分道进军的，北面的一部是沿千水乘船逆流而上的。这说明，历史时期千水至少在每年的某些季节，是可以行船的。直至明清时代，依然如此（吴宏岐、雍际春《〈水经·渭水注〉若干历史水文地理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2）。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就在所谓的汧渭之会的凤翔县马道口一带，又发现有巨大规模的汉代粮仓，在这里设立粮仓，必是考虑到千水的航运这个因素的。对比《东观汉记》的记载，千水在汉代被利用作航运，已无可疑。由此向前推，春秋中期的泛舟之役，很可能也是从千水的某处出发，而非直接从雍城南面、渭水北岸的今虢镇一带，或是渭水的其他某处出发的，也不难想象。巧合的是，今天的被认为是汧渭之会的凤翔县马道口遗址，年代就在春秋早中期，说它曾为泛舟之役的起点，以及春秋时期一处重要的码头，因此也就并不是无理的了。
在春秋早中期，秦人在宝鸡一带活动的核心区域——国都，大致经历了由汧、渭谷地到凤翔塬上的过度，国都所处的空间逐渐拓展。我们既可以由此认识秦定都雍城的意义，又可以理解此前的千、汧渭之会、平阳与汧渭航运以及陆路交通的关系。这样的事实说明，秦人在都邑选址时，水陆交通条件可能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说开去，秦人的都邑千、栎阳、咸阳等，无不在河流之侧的台地上，又说明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交通因素，应还有自然与军事的原因。如千邑位于千河及其支流夹角的高地上，栎阳位于石川河所拱卫的台地上，咸阳位于渭北塬头。文公之都以及平阳，都当在西平原、凤翔塬的边缘地带求之。听说最近陕甘与北京的学者在西汉水流域寻找秦早期都邑“西垂”，西汉水流域与今宝鸡一带同属黄土塬区，自然条件有相似之处，按照此理，当要去西汉水旁的台地上去寻找“西垂”了。
“郁夷”瓦当与宁王遗址、马道口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两处材料加上以前平阳一带的考古资料，对宝鸡一带古地地望的判定有所帮助，也可更正文献如《水经注》的错误。两周之际至于春秋时期的秦人历史，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存在着变数，需要我们十分注意天水，宝鸡一带的考古新材料。这里是本时期秦人活动的中心，位于本地区的礼县、陈仓区宁王、凤翔马道口遗址的发现，就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思维。本文的研究仅是一种初步的感想，假设的成分很多，谨此期待高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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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考古-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含义猜想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