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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儒学与汉代社会实践的综合考察——晋文著《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读后
臧知非
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汉初一度复活的诸子之学逐步地淡出了汉代的政治生活，最终形成儒学独尊的局面。从此以后，解读六经，传扬孔学，服务现实，成为知识分子的终生要务，遂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学时代”。当代学者对此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予以研究，都能够突破传统经学的方法和视野的局限，从社会历史发展实践的角度考察汉代经学对汉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故且不论，仅以近年新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专著而言，如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华有根《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等就经学对汉代社会的作用都做出了深入的探索；此外，还有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讨论的虽然是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但也从知识分子地位与人格演变的 层面讨论了经学对社会的影响。但是，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这里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严密地控制着绝大部分自然资源和人口的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发生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儒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成为统治思想之后不仅规范着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更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法令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国家机器的运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从这个角度考察儒学或者经学对汉代社会发的展响，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上举的各专著在内，都有其不足，都仅从某一个层面论述儒学的历史作用而没有进行宏观的全面的揭示，而就其所论依然是局限于经学本身的演变和对政治某一个方面的影响。晋文教授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问世，则弥补了学术界的这一不足。
晋文（本名张进）教授对经学与汉代社会发展的的关系研究有年，早在师从安作璋先生读研究生时就以此为研究方向，十余年来先后发表了相关专题论文近二十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一书，就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总结、提炼、升华、扩展而成。全书共分八章，采用纵横相结合的方式，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余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凡二十万言。论字数，分量不大，算不上煌煌巨著；论质量，则是近年来秦汉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是理论和方法的突破。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近二十年来诸多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努力实践的路径，或者是直接运用新的理论诸如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话语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进行新的阐释，或者是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某些方法整理史料，以建立新的史学体系。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都程度不同地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历史现象，也不是为了建立某个新的历史学体系，而是为了揭示历史演进的逻辑联系，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要有微观的剖析，又要有宏观的逻辑思维，对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者一种现象的研究，都要立足于社会实践、用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其影响，即要看某个学派或某种思想、某种制度、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行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如何。对汉代经学或儒学的研究自不例外，而且更应当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历史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在内容结构上和以往相关论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就经学论经学，而是从“治国”的角度讨论经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全书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几乎未置一词，仅仅是极为简要的叙述了两汉历代君臣对经学的采信过程，而后从政治、经济、教育、荒政、社会生活等不同层面分论经学的历史作用，行文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大约是为了节省篇幅，对学术界的不同观点仅点到为止，未作烦琐的驳难。这在方法上有其独到之处，在学风上也值得称道。方法上的独到之处主要体现为摆脱时下流行的“新经学”——用近现代西方历史学或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剪裁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没有简单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理论论证其观察问题的科学性，而是寓理性的思考于叙述之中，通过不同层面的事实分析，反映经学的历史作用。学风上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要而不繁，于平直之中见功夫。该书几乎囊括了汉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学术界都曾存在着争议，有时为了一个字、一个词需花上许多笔墨，论述空间甚大，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著者只是廓清事实、阐明观点而不予繁论。这在当前动辄旁征博引以显示其学术“厚重”以至于使读者不知作者见解何在的“时尚”面前，其“简约”之风值得提倡。
在学科划分日趋专门化、学术研究的课题日益细微的今天，“综合就是创新”已越来越多地为学界所认同和采纳。放眼学术界新出的各种专门史、断代史或通史的著作大都有着综合的构思和成分。当然，综合决不是拼凑，剪辑他人成果，拼凑成书是剽窃的行为。学术上的综合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内容有着深刻的逻辑的把握，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科学系统的分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明辨是非的同时，不仅要对具体问题拾遗补缺，发前人所未发，更要在总体上提供新认识，达到新的学术目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所讨论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教育、政治理论、政治制度的建设及其功能所起的作用，在以往的相关专门著作中都曾有过论述，但这些论述大都因学科分割的局限（如教育学工作者写的教育史、法学工作者写的法律史、哲学工作者写的哲学史等）、知识结构缺陷，缺乏总体的历史观的指导，论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的变迁，而是为了本学科结构的需要，故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事论事之弊，对相关史料的运用和解释、对历史进程的分析不仅见树不见林，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误。本书从历史的高度，紧扣“以经治国”的主题，以“治”为中心，讨论经学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逻辑地构成一个学术整体，在俯瞰汉代社会变迁、从总体上揭示经学对汉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的同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大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关于儒学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关于儒学对汉代财政政策变化所起的作用、对“春秋决狱”功能的评论等等，都指出了以往学术界分析的不足和误解，提出了新的观点。如传统观点几乎一致地认为儒家的经济主张是保守消极的，而本书则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在封建制度正处于巩固、发展的两汉时期，他们（指经学家）其实主要还不是消极保守，而是与经济的客观要求相适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即如被严厉指责的‘抑末’说，其作用主要也应当肯定。尽管在客观上它也曾使得人们鄙视工商，并造成‘讳言财利’的问题，但主旨却只是反对国家的工商垄断，以争得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第124页）。又如在充分肯定经学对汉代教育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首次从经学的角度指出其起码在两个方面存在着消极作用：一是使教育畸形发展，这就是从此以后中国教育无视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而专一于经学，使人们致力于通经入仕而放弃对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与探索，影响了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麽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180页）；二是“助长了东汉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第182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以经治国”的角度对汉代“荒政”的论述。本书首先以历史为序指出汉代救荒措施的演变过程和特点，而后把汉代的救荒和经学的发达与对国家政治运作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其原因，指出两汉后期救荒频仍、措施的针对性越来越强的原因与汉代流行的“灾异”说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即汉儒门所宣传的“灾异”说提高了汉代统治者对救荒的认识，推动了救荒措施的发展。指出“在汉代荒政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汉王朝的指导思想，还是它的各项措施，灾异说都扮演了主要角色 ，而且其作用也主要是积极的”（第206页）。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汉代的“灾异”说是极富启示意义的。正如安作璋先生所说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是一部“研究以经治国的力作”，“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或者是对前人的论述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补充”（安作璋先生《序》，见该书第2、3页）。当然，这些仅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在学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人们是否认同其论述，其深化学术研究之功和学术探索精神是值得称许的。
本书在内容结构上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其一，对经学和官僚政治变迁的内在关联缺乏论述。众所周知，官僚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道德素质、专门技能，决定了国家的行政质量，决定着国家职能特别是其组织生产、稳定秩序功能的正确发挥。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官僚队伍的主体是军功集团，可以名之为军事官僚。其特点是轻视文化、高尚武功，对政策法令服从有余而变通不足。这在统一之前，秦国专心于进取时确乎高效；而在统一之后，原六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秦迥异必须变通制度与政策以适应现实的时候，其不足便暴露无遗，是秦政苛刻的内在原因。汉初官僚集团的性质和秦相近，而刘邦及其继承者吸取亡秦教训行无为之治，经济恢复迅速，但文化建设则是官方所轻视的；这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官僚集团的重厚少文则是其内在因素。不仅如此，在和平年代，军功官僚集团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执政能力日益退化，对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熟视无睹。而儒学独尊、经学发达，不仅通过察举吸收了儒士为官，而且使那些文法之吏、军功之徒也必须向儒，故而有自汉武帝之后百官长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称誉。这不仅扩大了统治基础，更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和行政质量。尽管真正是靠儒学、通过察举入仕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体，但是那些非儒生出身的官僚或多或少也要以儒学作为自己行事的指导（史家所称羡的汉代官僚彬彬多文学之士，是综合儒生官僚和非儒生出身的而以儒学“缘饰”其行事的官僚而言的。在事实上由察举入仕的儒生在西汉的官僚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大多数官僚是积功升迁的文吏）。打开两汉历史典籍，臣僚奏章、循吏执政或以儒学经典为据，或本诸儒学主张行事自不待言，就是那些带兵的赳赳武夫、醉心于刑具、杀人如麻的“酷吏”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在儒家经典中找几句圣人之言作为依据；至于东汉时代，官僚队伍中的儒生比重大于西汉，文吏出身的官僚则更注意对儒学的运用。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儒学对两汉官僚政治的巨大影响。但是，本书独独对此没有作出必要的论述，笔者以为无论是在全书内容结构还是经学对汉代社会的实际作用上看，这都是一大缺憾。不错，近来问世的几部相关著作大都围绕着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做文章，但在事实上，就以上举的几部著作而论，其重点还在于经学自身的演变，述及政治者不过是经学发达的政治条件，或者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已，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汉代官僚政治的变迁。而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官僚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吏治的优劣、政治的清浊，关系到国运的兴衰、社会的进步，是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所以，本书即使因为篇幅的限制，对此无法详细展开，也应该作一个简明的概述。其次，汉代君臣在以经治国过程中，均引经据典作为自己立论行事的依据，所引内容则因人因事而有别，或引《春秋》，或引《诗》，或引《孝经》，或引《易》，等等不一。而总体说来，不仅引《易》者多，而且随着儒学神学化的深入，也以《易》学对汉代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本书没有分论儒学诸经对社会的具体影响，对此也就没予讨论，仅在书末附录了一篇《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简述了《春秋》《诗》《孝经》《礼》的政治地位变迁的过程和原因 ，对《易》则没有涉及。如果在正文中专门论述诸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过程，而重点揭示《易》经的社会影响，则本书将更加完美。当然，以上只是笔者读后的几点不成熟的感想，也许晋文教授早有考虑而另有打算。笔者只是谈点想法供晋文教授参考，同时向晋文教授和学界同仁请教。
作者简介：臧知非，男（1958——），江苏宿迁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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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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