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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

壹、问题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某些议题的探讨至为热切，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似乎光鲜热闹，但总局限在人文学界的某个范围，如果很明确的说，则应该说是除了中文与历史学界之外。
这两年多来随着历史教科书的争议，也藉由卢建荣在《历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of History）导读中对国内历史学界人事纠葛的露骨批评， [1]反而使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这部《历史的再思考》广为历史教学者阅读，于是史学界似乎也感染了一些「理论」气习，这对熟知台湾史学界生态的人而言，确实不免感慨？可以思考的是学界是否已真正「解构」了自己认知的牢笼，于是在学界 「文本」、「论述」、「解构」与「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应用语，似乎轻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锋式的以科学「史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指针。这些现象实在值得学术界深思，当然某些争议性问题的引发，也许能让历史学界思考自己学科所存在的各种可能，而这也是促使本门学科进步的最好途径。
台湾历史学界之所以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与深刻反省，最主要来自于主流学术社群，认为空谈理论对历史实际研究缺乏正面功效，他们大都认为理论与方法学是属于「后设」（m e t a）语言，而其重要性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f i r s t - o r d e r）的实质研究。当时流行于历史教学界的一个说法，莫过于七○年代少数留学回国的新学者沈迷理论研究时，部分学者类似：「要想学会骑马，就要跨到马背上去；要想学会游泳，就要跳进泳池内，而不是骑马或游泳的方法论」诸如此类的说法。事实上，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仅及于极少数的学者和极少的篇章其中更多只是翻译文章，由此也可见出史学界主流力量的敏感。
方法论属「后设」研究是一无须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方法学的重要性，这种反理论心态，不仅使台湾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本质欠缺反省，同时也使得历史研究
与当今的后现代情境脱节。这个现象由几篇文章可以得知，如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2]一文，或单向对某一刊物如《思与言》、《食货》、《大陆》所发表文章在量及研究重点上的统计结果。[3]
无可置疑地，台湾在过去学习西方史学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论，是造成史学发展陷入瓶颈的结果，而随着这一知识社群的扩大，更牢固了这一「认知」价值。对于上述说法，仍可由某些现象以及观点，再行检证。首先，则在于近代中国吸收外来知识的缺乏主体性，一味移植西方简易观念，其结果不仅丧失了文化主体性，也进而封闭了本身的文化视野；其次，是实证心态的知识论。就第一点而言，经由体制内学科的建立及历史教学更扩大了它的影响性，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 9 0 3）《奏定学堂章程》新学制施行以来，对于历史课程结构的划分，至今也并无本质上的改异，如将历史研究区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于是在一般历史系的课程 ，在中国史领域，除了朝代区分之外，也大都有中国上古史或西洋上古史这样的对照区分，大约很少历史从业者思考过何以在华文世界的大学历史科系 ，需要有这么重的西洋史教学比例配置，而这样的比例配置所吸收的相关研究人员取得的研究结果如何，那又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4]而这样的区分形式，事实上窄化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封闭了学生对历史的认知视野，更严重的可能来自于不自觉地在复制「欧洲中心思维」史观与世界观。[5]
如果不以研究主题探讨台湾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另以历史学界对自己本行认知的看法回顾台湾半世纪以来对「何谓历史学？」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思考点。于是问题可以是：到底台湾的历史工作者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而对于达到这一理想的方法途径抱持何种看法？
贰、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看法
历史工作者对于历史的反省文章也有一些，但较整体叙述的大概有自1 9 8 3 年黄俊杰发表〈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 1 9 5 0-1 9 8 0〉一文，较系统总结台湾「史学」研究成果，除一些散篇文章之外，分别以香港的许冠三，〈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6]大陆的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 9 4 9-1 9 9 9 年〉[7] 及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8]较具特色，可作为台湾几个阶段 对史学看法的进一步讨论。
黄俊杰将台湾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看法区分成（一）1 9 5 0-1 9 7 0（二）1 9 7 0-1 9 8 0 两个阶段，而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历史学工作者大都从事实际研究，而对方法论并无太大兴趣，主要是承继了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史料学派」[9]的看法，而在第二个阶段，由《大陆杂志》、《食货月刊》、《思与言》的统计资料，证明此时期台湾受欧美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影响，并举出社会学、心理学与量化史学，及运用这三项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实例，也特别列举钱穆（1 8 9 5-1 9 1 1）、杜维运、余英时、汪荣祖、王尔敏..等人不同形式对传统中国史学思想中有关「史识」的强调，说明史学工作者无法避免「意义」的问题及其先导性，并呼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期望建构中国史学特殊精神的要求，黄文并将史学相关论文的出处列于文后，极有助于后续工作。
许冠三在〈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一文中，更扣紧史学与「世变」（世局与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迁）角度来说明台湾史学界的变迁与发展，如他认为1 9 6 0 年代以来台湾史学界有了重大转变，而最大变动来自于「考史而不着史」之「史考学」的萎缩，及历史学研究专业意识日趋多元发展，但主流仍是「科学化」。而1 9 7 1 年退出联合国及1 9 7 9 年中美断交，除促使史学研究转趋「经世致用」之外，研究主题亦趋向中国近、现代，而「史释论」兴起，除有现实因素，包括1 9 4 9 年以后来台重要史家先后逝世，留美新学人归国，更有西方基金会支持的因素。
许文对社会科学影响台湾史学界着墨甚多，并对史语所、近史所的成立和党史会的发展与现实利益关联甚深的说法，颇有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 1 9 2 6-1 9 8 4）知识与权力的实例验证，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世局变迁及政府有意介入下，声势似乎日渐凌驾在「古」的领域上，也甚为明显，[10]但中国近、现代史在台湾学术界从凛于政治空气而「噤口」或「哥德派」颂词之外，知识探究仍应有利益与权力所无法全面涵盖的自主性，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卓越贡献，这由最近陆续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汇编可知。[11]
许冠三认为「新考据史学派」的式微，最终是来自「挟西方科学先进声威与金援俱来的美国史学典范」的改变，[12]也就是社会科学实质影响台湾历史学界的这个层面，而急切援引西方社会科学入史者所要求的是将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科学化」，如他以殷海光为例，指出：
他的基元要求不过是在科学整合的前提下，一面拿「全幅史事脉络的考证」，改进唯简单枚举归纳法是赖的考证；一面用基于各种社会科学学理与概念的「科学的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取代「吞云吐雾式」的「玄学的解释」（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13]1 9 6 4 年《思与言》刊载「史学可走的路」社论，除对「史料学派」表达不满之外，亦对狭隘的「民族史学」有所批评，而在援引社会科学强调科际整合之际，也将研究范围由政治史的领域扩及文化史，最主要是社会史与经济史。[14]
有关社会史及经济史的研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未受到台湾学界重视，除研究者个人的工作旨趣之外，我认为与当时政治空气相关，似乎「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有为大陆「张目」，这种撤台后的敏感。与上述论点不同，王晴佳的「台湾史学」是指台湾历史研究的总体，王文大致将台湾史学的变迁与发展分成：一、初创时期： 1 9 4 9-1 9 6 0 ，二、发展时期： 1 9 6 0-1 9 8 0 ，三、解严： 1 9 9 0-1 9 9 9 。王文除持续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传统（史料学派）的历史渊源之外，更强调冷战政治环境，促使台湾与中华文化更形紧密，及美国基金会的支助。而在第二阶段，台湾史学界开始与西方史学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社会史兴起，如1 9 7 1 年《食货月刊》在台复刊，而1 9 6 0 年代台湾史学研究之所以产生方法论的转折，在于借鉴社会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第三阶段则有台湾史的兴起，与「解严」同步的是，增加了对本地历史的研究兴趣，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论述。[15]
除在分期上与黄文雷同之外，王文主张台湾史学有着「变」与「不变」的因素。其中「不变」的是台湾史家延续史料学派传统对史料考证和开发的重视，并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大陆史学之间的联系，而台湾史学的「变」则在解严后对本地历史的了解，台湾史的兴起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并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基础上，从多元史观出发，而台湾这一领域的史学研究社群，在体现乡土情怀的同时，又有重建民族国家的意向。最后王文力言台湾史家如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将是台湾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6]
最近苏世杰发表〈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一文，对「伯伦汉的兰克、透过日文翻成中文的伯伦汉的兰克、留洋学者自己带进来的兰克及真正的兰克，四者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做了详密分疏，并以兰克的几个「形象」（i m a g e）：史料考证、历史主义（ hi s t o r i c i s m）、新观念论（n e o i d e a l i s m）、民族论述（ nation discourse ）， 系统性地论述兰克（Leopold vom Ranke, 1 7 9 5-1 8 8 6）对台湾史学界的影响。[17]苏文特别叙述了兰克的学生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所编写的《史学方法论》教材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的认知并及于台湾史学界。[18]
史料考证与台湾史学界的关系中，兰克与台湾史学界的关系几乎已成为台湾史学史上的一个课题。对于同样从事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我很认同王琪在〈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再思考〉中所谈及的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每年读学生的报告时，都重复出现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即兰克史学观点中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兰克有两句经常被国际史学界引用的名言，时常出现在学生的报告中：「世人皆以为历史的任务在鉴往、明当代以测将来，本书并无此奢望，所要表达的只是往事曾经如何而已」以及「我希望消失我自己而只让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事情）自己说话」学生们也常转引这两段话来左证兰克学派属科学史学派，并主张史学家不需要提出自己的解释，只让史料自己说话，以达到史学上的绝对客观。[19]
王文认为学生的报告之所以重复出现这样的论点，至少代表了两种现象：（一）、兰克史学本身在国际史学界的争议性，而且许多争议论点往往已偏离了兰克本意，但是国内涉及史学理论的书籍，却较偏向上述引文中所述及的论点；（二）、国内学生，基于资料限制又无力阅读原典，结果也只能人云亦云。[20]
事实上，历史系学生的看法及问题当然是来自他的学习环境及师长，因此苏文的这个看法无疑地对于熟知台湾史学史的人而言，可说是将一迷雾或约定俗成的卷标式认知，予以廓清。但是苏文的问题恐在于夸大了兰克（即使各阶段有所谓的错误认知）对台湾史学的影响，而忽略了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欧洲另一「文明史学」（civilization hi s t o r i o g r a p h y）的「文明论述」对日本及中国学界在近代以来的影响；[21]此外，美国社会科学或史学典范的变迁对台湾学界整体的实质影响，这点可由前述黄、许之相关论点作说明。事实上，社会科学对台湾历史学界造成的影响相当深远，并未如许文所说造成「新历史考据学派」本质上的式微，因为实证史学的前提仍在于对个别具体事例作实质研究，作为导出通则或规律的基础工作，
其宗旨则在：「皆思以文学的历史，改为科学的史学」[55] 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56]
蔡元培（1 8 6 7-1 9 4 0）在试图打通文、理两科的学科界域时，把一向归属文科的历史学转属社会科学，他认为「史学近皆用科学研究法」，所以不能不兼通地质学、地文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史学的学科定位自此有了革命性变革。
根据这个看法，蔡元培在重组北大科系时，将全校分为1 4 个系，去除文、理科之名，而将史学系划归第五组，与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并列，[57]而被视为是社会科学的一员，正式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分途发展，此后「文」「史」既分家，又与「哲学」划界线。可见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是被定位在社会科学类，这也呼应了近代中国自引进西学，尤其是民国后教育学的发展，大抵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倾向，因此教育内容大都强调事实描述、资料量化处理所形成的知识，事实上这就是只述「如何」，而不诠释「为何」的技术性知识，历史学的发展更在这些影响之下，自不待言。而当代以「后现代」为名的各类新思潮中，历史叙述的「文本性」及真实与建构的讨论，使得历史学可说是「后有追兵」，怀特甚至明言：
不论将历史（H i s t o r y）仅视为是「过去」（the past）或是与过去相关的文献记载、或是经由专业历史家所考订出有关过去的「真实历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58]
近年来人文科学界中这种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t u r n），使得语言「再现」实在的能力受到质疑。「语言」不再是全然透明，单纯地反映所接受的「感觉与料」，它具有社会与文化载体功能，而历史认知并非史家被动的接受，它同时更是史家心灵力量的展现。[59]实证史学假定只有当证据都搜集完成，才能作进一步的综合工作，不仅拘限了人的思维能力，而对史料的过分倚赖，及太相信史料的客观性，也带给历史学难以突破的限制，缺乏宏观视野的同时，也使历史研究愈形狭隘，因此「基础研究」成为知识的重大负担，史学工作者几乎难以逃开这样沉重的知识「牢笼」。注释的多寡和资料掌握多少，似乎是一篇好学术论文的全部，而未必及于内容，学术研讨会上多的是指责报告者「少看或少用了甚么？」而不是「少用了甚么资料，因此有甚么问题」！于是我们可以说台湾史学的研究面临了空前危机，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60]目前台湾史学的研究可说是正面临了这样的「新问题」，而危机正是来自于对这新问题性质的认识。
伍、结论
自西学东近至今，各个阶段均有若干有智之士对「史学」这门学科的危机有所发言，如自梁启超「新史学」（1 9 0 2）发难以来，各阶段「新史学」的呼声，即使半世纪以来的台湾史学界，也有多次危机意识，如1 9 6 0 年代，〈史学可走的路〉，及1 9 9 0 年代《新史学》试图重新定位史学发展方向，及最近黄进兴认为中国近代史学面临了双重危机，他认为：
一种学问之所以产生危机，大致可归纳为内在与外在两大因素，所谓内在危机指的是学科知识本身，外在危机则来自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导致该学科的价值遭受质疑。[61]
汪荣祖在〈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一文中除论述后现代对当前史学的影响之外，也思索历史学究竟应归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s）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问题。[62]
而这样的危机意识似乎也来自西洋史的研究社群，甚至来自于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1 9 9 8 年夏辅大史研所学生刊物《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的宣示：
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与其说是基础研究的欠缺，不如说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误解了此一危机的性质。换言之，危机的本身即是西洋史研究者以为危机存在于基础研究的阙如。但在此之下，尚隐藏了更深刻的危机，即历史研究与现时的脱离。史学无法切合现代人的认知需求。[63]
除明确表明理论对历史的重要之外，也强调历史意识的人文主义情怀，最重要的是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对台湾的中国历史或本土历史的研究有所贡献。借着引介西方学术，达成更新学术内容的目标。[64]这样的壮志是可感的，也流露出台湾学术界西洋史工作者思欲突破困境的压力。
虽然在前文中已提出1 9 5 0 年代至今台湾历史学界多方努力与成果，但是若落实在整个学术社群的体制教学工作内思考，则仍觉「长路漫漫」（黄进兴语），除了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视野与时俱增的自我要求之外，目前台湾各大学现有体制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似乎也到了必须突破的时期。
单就学科分类来说，主要是以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知识论为前提发展出来的大学体制，如论「史学」学科成立的条件，经由将近两世纪的发展，除了前述方法学的哲学问题外；近年来，基本上也是针对这种学科分类的可能弊端，有所反省，于是有了一些具体的名称，例如：科际整合、跨学科，或通识这些名称及相关内容的讨论。就消极面来讲，希望消除学科的专业、闭锁与零碎；就积极意义来说，两个世纪以来，各别学科在专业分科发展上，已取得相当研究成果，因此尝试经由学科本质的再整合希望能有新领域的突破；如华勒斯坦《开放社会学科：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及继年鉴学派的努力而希望能〈超越年鉴学派〉均是，[65] 或是人类学者欲结合历史学的趋势，特别是欧洲的人类学界，如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所编《他者的历史》（The Others）中显示人类学界再次思考历史思维及研究方法的努力。[66]
对于历史学作为学科科系本身，也希望能有新思维，如以科系结构来说，文学院这样的院系分类，甚至是中文、历史、外文、哲学这样的科系结构，在当前的合宜性，甚至对人才的吸取上，应该有更广泛的空间，例如一位以历史哲学为专业的人，他可能由于科班的要求，而同时不能在哲学系与历史系立足，类似这样的问题。
注释：
[1] 卢建荣，〈后现代历史学指南：让我们重视国内大学历史教学的版图〉， 凯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1996 年12 月1 日）。
[2]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战后台湾的教育与思想》（台北：东大书局， 1 9 8 3 年1 月），页2 9-9 9 。杨金荣，〈萧启庆教授谈四十年来的台湾史学界〉，《历史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 9 8 8 年8 月），页11 8-120 。
[3] 江若岷，〈十年所思所言〉，《思与言》， 1 8 卷2 期，页1 4-2 6 。谢雨生，〈早期《思与言》杂志内容分析〉，《思与言》， 1 8卷5 期（1981 年1 月15 日）。
[4]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 9 期（1999），页175-197 。
[5]林正珍，〈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第一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国际研讨会》，喜玛拉雅基金会主办（2000 年11 月27-29 日）。
[6]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7]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949-1999 年〉，《台大历史学报》， 24 期（1999），页329-374 。
[8] 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当代》， 163 期，页48-77 。
[9]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3），页5 1 4-5 2 0 。许冠三将傅斯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语简化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史料学派并非仅止于傅氏，而可泛指民初以来的史学主流倾向。余英时则将之区分为「史观学派」、「史料学派」。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
[10] 教育部在1 9 5 2 年及1 9 7 3 年，先后将「中国近代史」、「帝俄侵华史」、「中国现代史」列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必修学科，并设有高额「现代史研究生奖助学金」，使得相当多学者及研究生投入该领域，大量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论着的发表，其中包括教科书的编写出版。
[11] 截至目前为止，台湾较大规模编撰有关近现代史研究指南及数据汇编计四次。1 9 5 0 年之前，在台发表有关近代史的论着，多已搜罗在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合编，《中国近代史论丛》（2 辑）（正中）第1 辑1 0 册（1 9 5 6-），第2 辑8 册（1 9 5 7-）中。其后，高明士总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5 册由古伟瀛、胡平生、李弘祺等负责编撰，《中国史研究指南（五）：近代史、现代史》（联经， 1990）搜罗了1950 至1985 年间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胡平生编着，《中国现代史书籍论文资料举要》（3 册）（台北：学生书局， 1 9 9 9-2 0 0 0）及国科会委托人文中心，由高明士总主编，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学门研究成果》亦包括中国近、现代史。
[12] 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页251 。
[13] 同上。
[14] 《思与言》系列的主张：〈史学可走的路〉（1 9 6 4）、〈史学的相对观点〉（1 9 6 5）、〈有感于当代史学〉（1 9 6 5）陈启云，〈谈历史研究〉（1 9 6 7）及1 9 7 0 年代的一些会议：〈「二十年来的我国史学的发展」讨论会〉（1 9 7 2）、〈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讨论会〉（1973）、〈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食货》， 4 ： 9 ，页.377-395 ，均反映出这一趋势。
[15]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949-1999 年〉。
[16] 同上。
[17] 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 163 期《当代》（2001 年5 月）。
[18] 同上。1 8 8 9 年伯伦汉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后来又在书名上增添了「历史哲学」四个字，改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 1903）。1908 年伯伦汉将此书篇幅由原来的503 页增加到843 页，而正是这本教材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的认知并及于台湾史学界。
[19] 王琪，〈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再思考〉，《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 2 卷5 期（1992），页128 。
[20] 同上。
[21] 所谓「文明史学」是指法国基佐（ Francois Guizot, 1787- 1 8 7 4）、英国巴克尔（ Henry T. Buckle, 1821- 1 8 6 2）及史宾塞（H e r b e r tSpencer, 1820-1903）所主张的实证史学，以探索文明普遍进程作为科学的最终发展。
[22]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展望〉，《史学评论》，第1 期（1979）。
[23] 汤恩比（A. Toynbee, 1889-1 9 7 5），《历史研究》，陈晓林译（A Study of History）（台北：桂冠出版社， 1 9 7 8）；另有一译本则是钟建闳所译， 1953 年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
[24]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55），《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陈晓林译（台北：华新出版社， 1975）
[25] 台湾学界这一阶段对于「文化型态」学术研究的排斥，
与抗战时期「战国策学派」论战的关系，似乎可进一步研究。
[26] 个人在求学阶段也常被如此劝说，不要阅读或做如此形式的研究，以免欠缺专业性。
[27] W.H. Walsh ，《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王任光译（台北：幼狮书局， 1980 年2 版）。
[28]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第1 期（1979）。
[29] 如杜维运在〈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一文中，将「史料学派」称作「新历史考据学派」并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为其倡导人，并将之由史语所扩及全国。
[30]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98），页1-41 。
[31] 31 Leopold vom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New York:Bobbs-Merrill, 1973）,p.137 。
[32] 《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页253 。
[33] 《傅斯年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
[34] 王泛森，〈甚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 8 卷2 期（台北：新史学， 1 9 9 7 年6月），页93-132 。
[35] 同上。
[36] 杜维运，〈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当代》， 116 期（台北： 1995 年12 月1 日），页54-63
[37] 罗宾逊（J.H.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何炳松译（上海： 1924 年7 月商务初版）
[38] 毕尔德（Charles A. Beard），《美国宪法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何希齐译（北京：商务， 1 9 4 7版）。
[39] Charles A.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39, no2 (Jan. 1934), p.219-231 。
[40] Charles A. Beard,“That Noble Drea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Oct.,1935),p.74-87 。
[41]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鉴学派〉（Beyond Annals）《学科．知识．权力》（Discipline, Knowledge&Power），张馨文译、许宝强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 9 9 6），页1 6 3-1 7 3 。华勒斯坦等着，《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刘锋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42] 同上。
[43] 引自卡耳（E. H. Carr），《历史论集》（What is History），王任光译（台北：幼狮书局， 1998 年版），页3 。
[44]August Comte, A Discourse on the Positive Spirit,（London: Willian Reeves, 1903）, 　　p.21 。
[45]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p.82 。
[46] 盛宁，《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台北：扬智出版社， 1995）。
[4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香港：龙门书店，无出版年），页3 。
[48]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49]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经了世纪初对传统以「政治史」为导向的反动后，在六○年代开启了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热潮。
[5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1]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来熏阁影印， 1935）。
[5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53] Herbert Butterfield 甚至使用「历史革命」（Historical Revolution）一语。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p.VIII-XI.
[54] Hebert Butterfild , Man on his past ： The study of the hi s t o 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 a m b r i d g 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p . 1 9 7 ；转引自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7），页273 。
[55]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 1929），页70-71 。
[56]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傅斯年全集》（四），页211 。
[57]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 9 8 5），页1 4-1 5 ；另可参考刘龙心，〈现代中国史学之学院化与学科独立意识的建立——以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为中心之研究（1917-1927）〉的论述。
[58] 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 ： a Comment,”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295 。
[59] G e o rg G. Iggers,“The Linguistic Turn: The End of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8-133 。
[6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页236 。
[61]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7）页263 。
[62]汪荣祖，〈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中国历史学会会讯》， 66 期（7/9.2000）。
[63] 《发刊词》，《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台北：辅仁大学， 1998）。
[64]同上。
[65]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鉴学派〉，页163-173 。
[66]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编，《他者的历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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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历史学专业-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