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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宁腾飞：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考察——兼论对史学概论性著作的思考

一 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从1902年梁任公发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以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新与旧的冲突、中与外的隔阂、学术与政治的紧张、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一直充斥着20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当学者们对史学理论作一个“史”的考察和梳理时，史学理论的线索和暗示就会凸显出来：史学理论不是史学的理论学而是史学的政治学。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线索被政治所扭曲着，史学理论的拐点不是史学理论自身的突破和创新而是史学理论外在的压抑和干涉。“建国”、“文革的结束”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与所有中国有关的学问之拐点。
学术史的外在线索在史学理论著作中的凸显已经在昭示着事实。张文生指出：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新史学理论的兴起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第三个阶段，文革结束以后至今。[ 张文生：《史学要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针对建国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马卫东教授认为：新中国以来，史学理论发展经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至今。[ 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序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第1-3页。]吴泽教授也指出，第一阶段是20年代到40年代末；第二阶段是解放后到文革结束；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以来。[ 吴泽：《史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2页。概述并没有明确提出20世纪史学理论的发展阶段，以上三阶段是笔者根据相关部分归纳和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学术界对20世纪史学理论的分期可以概括为：新中国之前，新中国到文革结束，文革结束以后。其实，学术的节奏与政治的节奏并不是同步的、即时的。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始点不是1900年，而是1902年《新史学》的发表；文革结束也不是史学理论著作马上就转折，而是1983年山东大学葛懋春教授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的；这些事例都在证明着即使学术与政治有联系性但也不是同步的。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存在时间差的，笔者试图从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在理路”来对20世纪的史学理论的著作做一初步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1902年《新史学》至20年代初《史学要论》的发表，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奠定期。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力倡“史界革命”，中国史学面临着从“四部之史”到“七科之史”的现代化转变；史学思维、史学观念、史学编纂都在历经着一次革命。192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开启了史学理论研究的高潮。
第二阶段从《史学要论》到1948年刘节的《历史论》，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形成期。从《史学要论》开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掀起了一股浪潮，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1948年刘节的《历史论》是民国最后一本通论性史学概论著作。
第三阶段从《历史论》到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出版，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停滞期。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多元文化模式向单一文化模式转化，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唯一的史学理论工具。史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史学理论研究停滞不前，“1949年以后的30年，少有史学概论性著作出版”[ 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第四阶段为《历史科学概论》到姜义华《史学导论》，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兴奋期。反思文革的现实刺激、外国史学思想的冲击推动者史学理论研究走向繁荣，史学理论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各种观点、各种思路、各种理念的共处和融合为史学理论家的思考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第五阶段为《史学导论》以来史学概论著作，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正常期。1989年之后随着“六四事件”的发生，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也在发生着转变，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史学理论也从回应时代的“思想”走向学院书斋的“学术”。没有社会的刺激、没有政治的扭曲、没有现实的冲击，史学理论研究也终于走向学术、走向正常。
以史学概论著作代替政治事件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分期，更加凸显史学理论的学术内在脉络，然而不可否认，史学理论研究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联系还是紧密的，它不能摆脱外在因素而绝对的独立。
二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从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存在着两种脉络：一种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历史理论脉络，譬如朱谦之《历史哲学》、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常乃惪《历史哲学论丛》、牟宗三《历史哲学》、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等。一种是以史学为主题的史学理论脉络，例如白寿彝《史学概论》、姜义华《史学导论》、王学典《史学引论》、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王学典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前半期，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史学理论研究框架和思路，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与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可能分别是这两种框架和思路的代表。[ 王学典：《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这两种框架和思路就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不同脉络，不仅在20时期前半期也是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概论性著作书写中的两种重要形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活力与张力是史学概论性著作书写和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在史学研究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蒋大椿教授指出，“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后者指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性理论研究”。[ 蒋大椿：《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历史的客观性与史学的主观性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对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在史学的理论研究中并非是孤掌难鸣。何兆武先生也指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含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编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另外，朱本源教授根据科学二分法，把历史科学分为历史的对象理论与历史的元理论。对象理论就是关于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论；元理论就是一门科学的理论结构作为研究对象。[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150页。]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概念分歧和意义含混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更是史学概论著作书写模式之间的差异。第一种书写模式就是史学理论（广义）=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狭义）。第二种书写模式就是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然而，近几十年的史学概论中第二种史学概论著作书写模式占主导地位，如庞卓恒《史学概论》、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等。另外，在史学理论研究的宏观认识上，史学界出现了两种书写模式融合的趋势，即合二为一的事态。史学理论家庞卓恒先生从哲学的特性出发，把史学概论分为三部分，史学本体论、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指出，“历史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学本体论”，或者，也可称之为历史本体论，“史学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都是历史哲学或整个史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庞卓恒：《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这种观点可表述为：
史学理论（广义）=历史理论（史学本体论）+史学理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
庞卓恒先生虽然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但是他把这种区分溶解在史学本体论+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的书写模式中，所以说，第二种史学概论书写模式在当代的史学概论性著作中占主导地位，尽管人们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达成了共识。
第二种史学概论叙述模式的形成是历时性的。二战后，西方史学理论界目睹着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史学家的关注焦点从历史的哲学转移到历史认识的哲学，即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和方法论。1983年葛懋春在《历史科学概论》中出现了三分法的揭示：研究历史认识不仅应当从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应当从方法论方面，即从如何以正确的方法反映历史客观规律方面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从学术意义真正诠释和运用三分法的是庞卓恒教授。他从对哲学的理解出发理解历史哲学。哲学应该是世界最高普遍层次上研究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揭示其普遍规律的一门总体科学。[ 庞卓恒：《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那么，历史哲学也应当遵循哲学的普遍性范畴，因此他指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部分组成。[ 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三论”结合起来就是历史哲学，也就是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史学概论》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就是这种历史哲学体系的具体实践。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就是这一模式的深化的证明，李振宏在著作中认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史学理论学科的基本框架。[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然而，史学界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三分法的理论体系，并没有自满于三分法所带来的成果，而是继续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学术更新。姜义华的《史学导论》就是对三分法的突破和更新，史学导论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学形态学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姜义华：《引言：史学导论的对象与任务》，见《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三分法是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主流，当然非主流的史学概论性著作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目前西方史学概论的基本目标主要限于‘史学论文’的写作，指导学生遵循怎样的步骤写出一篇合格的历史论文，其中包括阅读、选题、找寻材料以及成文（包括表述、打字等）几个核心部分，另外还有分量不等的篇幅讨论史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的关系、历史哲学等。” [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李隆国的《史学概论》就是以此为标准来书写史学概论的，这种书写方式直指“实践”。如果说史学概论的历史理论脉络与史学理论脉络是史学概论著作书写的理论标准，那么史学概论的“史学论文”书写脉络就是史学概论著作书写的实践标准。
因此，李隆国的《史学概论》就有别于20世纪中国的史学概论性著作的书写结构和表达框架，关注的重点从形而上的理论转移到形而下的实践，即从“史学思维”的训练转移到“史学论文”的写作。这本《史学概论》的叙述对象就从理论出发点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话语转变到从实践出发点的“收集史料-理解史料-理解历史现象-历史写作”的话语。
总之，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差异性逐渐被历史学家融合到历史哲学的统一性，成为史学理论界的一种趋势。翻阅20世纪以及21世纪初的史学概论性著作即可得知，每一本史学概论性著作都包含有历史本体论的探讨，譬如“历史论”、“历史实际的本体论探究”、“作为本体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等。然而，一种新观念和新想法不得不注意，这种观念和想法就是把历史理论从史学理论（广义）中踢出去，把史学理论（广义）和史学理论（狭义）统一起来。这种观念与想法是与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融合起来的思路背道而驰，主张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断裂开来。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就是雷戈，他提出要致力于史学理论的体系创新，这种“新史学理论不应该再像以往那样过多地关注于、某些属于哲学层面和历史观范畴的问题，而应该集中精力去思考那些鱼史学自身本质相关的问题。所以，本质上，史学理论应该成为完全属于史学的理论。”“基于这个思路，我把史学理论的范围收缩在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这两大主题上面”。[ 雷戈：《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理论构想》，《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6期。]
当代学术界，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与外国史学史理论研究基本都是历史学出身的工作者，
接受历史学的专业训练，拥有历史学的思维方式。而历史哲学的研究者“他们多是哲学专业出身，尽管也关注历史，却离历史著作比较远”。[ 姜芃：《史学理论研究的类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譬如，黑格尔、何兆武等。从学科分化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断裂未免牵强附会，然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割裂是史学理论学术界的现实。“同情并了解”历史理论的现状可能是目前的可行性方案，无论是把历史哲学“拒之门外”，还是把历史理论“合二为一”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因为史学理论的创新和更新都离不开历史理论，“拒之门外”是非理性的；历史理论在史学理论界的无人问津是事实，“合二为一”也是非理性的。
“同情并了解”历史理论的现实和意义是对待历史理论的前提。“同情”历史理论被忽视的处境和现状，“了解”历史理论的内涵和演变，史学理论者要抱有对“历史理论”的关怀。一方面，史学家要集中力量创新和更新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另一方面，史学家要关注和了解历史哲学家的历史理论成果并消化、吸收。
三 主体意识与学术个性
柯林伍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一切史学家是否都应该是思想家呢？真正的史学家一定是有思想的史学家。思想在史学家的表现就是学术个性。在如实直书的史学研究中，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被极度宣扬和夸张，毫无史家主体意识的空间。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化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史家的主体意识被得到关注。其实，史学著作就是史实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相互交织、斗争、妥协的产物。没有史家的主体意识，史学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没有学术个性，史学研究将死气沉沉。
柯文的在《历史三调》中揭示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作为经历的义和团与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三种不同历史图景的差异时指出，“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感情和目的”[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作为历史的义和团只有一个，然而义和团却存在不同的历史图景、历史叙述、历史书写。难道史学家不该把注意力适当转移到主体意识的培养和学术个性的塑造上吗？
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系统时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理论，指出“不能知道某一件的真确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17页。]。未来的历史学会不会出现“不知道历史的真实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历史事件在史学叙述和书写中的最早状况”呢？后现代史学家也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那么，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被怀疑、被解构，史学观念从以事实为中心转移到以史家为中心的时代，是否能为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重视和塑造提供一个契机呢？
无论是历史三调，还是历史的层累构造，都在表明着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和史学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何兆武先生指出，“历史学本身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I）是对史实和史料的知识和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II）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I）的理解和诠释……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全靠历史学II给它生命。”[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这种理解和诠释不正是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吗？
主体意识的讨论当然离不开对客体历史的讨论。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认识论乃至学术研究中都存在的普遍范畴”。[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史学认识论的主要讨论对象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客体成为主体主体关注的对象都必须经历一个阶段，即从一个单纯的历史事实变为史家的历史事实阶段。一旦历史事实进入史学家的认识范围，那么单纯的历史事实就不仅具有客观性，它还具有一种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存在着一种与我们的内在需要的同一性。[ 张耕华：《历史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因此，有历史学家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历史事实”经过验证表明根本不是什么“事实”，而是一系列被认可的判断。[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历史认识论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的地位是逐渐凸显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吴泽《史学概论》等著作中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是没有提及和重视的。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翦伯赞语）。为了证明历史的科学性，所以极力宣扬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因为只有历史事实的客观化才能稳固历史的科学化。80年代中期后，随着史学理论界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和研究，历史认识论才开始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显现，譬如“史实与史家”、“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历史学的认识论”、“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论”等。
然而，史家的主体意识与史实的客观属性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极端转变，因为“历史认识活动乃是一种三极思维过程”，“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认识者都构成了各具独立性的三极，它们之中的每一极都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其他两极”。[ 姜义华：《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69页。]从“非此即彼”的主客冲突到“三足鼎立”的主客中的互动说明以史实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以史家为中心的史学观念都是极端化的思维方式。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历史认识者在三极中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因此，增强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是历史认识活动的重要环节，陈寅恪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体现。
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是史学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史学研究需求的一种信仰。如何来培养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以获得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呢？首先，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的开始。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或身份首先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在完整的“人”的前提下才能是史学家。一个为政治、为商业、为权贵服务的史学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家。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束缚，实现自我主体的觉醒。
其次，是历史理性的训练。历史认识活动中，史学家的历史理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需要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历史的实证特征决定着历史理性的重要意义。如历史思维的训练。
再次，是历史感性的积累。历史理性在历史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历史感性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人的能动性特征和历史的诠释特征，历史感性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探索内在的主观世界这意义重大，这不是历史理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如历史感觉、历史意识、历史敏感度等。
最后，学术批评意识的培养。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史家提高主体意识的重要步骤。李振宏教授十分重视史学批评的意义，“史学批评，无论对于读者、对于作者、对于史学研究和社会活动，都有相当的影响”。[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9页。]
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史学的未来发展，自我主体意识、历史理性、历史感性、学术批评是提高自我主体意识的重要手段。史学家的技艺与修养是史家主体意识的重要体现。自我主体意识是史家主体意识提高的前提，历史理性与历史感性是史家主体意识提高的核心，学术批评是史家主体意识提高的实践。史学主体意识的提高也是学术个性彰显的重要手段，刘泽华“王权主义”、葛兆光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都是史学家主体意识和史学家学术个性的表现。没有主体意识，也就无所谓学术个性。主体意识的培养与学术个性的塑造是成熟史学家的重要体现，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追求的目标。
四 史学方法与学术建构
《论语·卫灵公》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所谓的“利器”就是史学方法的运用。“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知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显然，梁启超对史学方法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他在1922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在1933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正是主动探索史学方法的证明。在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法的著作大量出版表明史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史学方法？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史学方法者，乃一人会通之识见与经验而撰著以示于学界者也。”[ 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1页。]例如著名史学家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尤其是《治史经验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严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 严耕望：《治史三书·序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严先生把史学方法的重点放在了治史经验而不是纸上谈兵的专门之学。治史经验毕竟是感性知识的积累，外来史学方法的冲击和刺激也对中国的史学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维运先生就比较重视史学经验之外方法的作用，他说“史学方法诚然最与史学家实际的经验相关，惟史学家亦不时采用外来的方法，以从事其工作，于是科学的、艺术的、哲学的方法，变成了史学方法的三大支柱”[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增订本），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5页。]。这其实是讨论方法理论的专门之学，如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杜维运先生是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研究的学问家，他是把史学方法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的。
“治史经验”的史学方法与“专门学问”的史学方法是史学方法的两个侧面，但是两者并不是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治史经验当然会借鉴“专门学问”的史学方法；同时，专门学问的史学方法也是治史经验的升华和概括。在史学概论性著作中，两条史学方法的路径在著作整理和书写中都得以彰显。笔者把目前史学方法的讨论和概述分为三类：
第一，从历史研究过程的视角，把史学方法分为：史论的选择——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解释——史事的叙述等几部分。李隆国《史学概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把史学概论的叙述重点从理论探讨转移到史学实践上。从史料收集、研究选题、理解史料、理解历史现象、考据、历史写作等六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李隆国的重点还是在史学方法的实践方面，张文生的《史学要论》就从史学方法的实践层面转移到史学方法的理论层面，从方法论的视域来分析史学方法的分类，即选择史论的方法、收集史料的方法、解释史实的方法、叙述史事的方法等四个方面。[ 详见张文生：《史学要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章“史学方法论”，第188-253页。]这种分类方法是史学概论性著作书写的主流思想，在王学典《史学引论》、姜义华《史学导论》也是类似于这种分类。[ 譬如，王学典《史学引论》中分为：历史考证、历史的叙述与编纂、历史的解释三个方面，见王学典：《史学引论》中编《历史学的基本层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9-283页；姜义华《史学导论》中分为，历史事实的清洗与再现、历史过程的分析与解释、历史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层面，见姜义华：《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3-153页。]
第二，从史学方法专题的视角，把史学方法分为历史主义的方法——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的理论方法——历史假设的理论与方法等几部分。李振宏教授以具体史学方法为分析对象，对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各个击破，有助于对整个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把握。他认为史学方法论就是“弄清各种具体方法在史学认识整体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范围，
从而为各种具体方法的正确运用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因此，李先生以各种具体方法作为切入点探讨史学方法论，这是与以历史研究过程为标准迥然相异的视角。
第三，从史学研究任务的视角，把史学方法分为技术性方法与导向性方法。庞卓恒先生从科学研究的任务出发，认为一切基础科学都可以归结为“确定事实”和“解释史实”。[ 何兆武关于“历史学I”和“历史学II”研究，以及王学典对历史学的双重属性（实证性质和诠释性质）的讨论，都是归结为历史科学研究的“确定事实”和“解释事实”。]那么，历史科学作为基础科学的一种，两种任务也决定了史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即确定事实的方法和解释事实的方法。他把确定事实的方法叫做“技术性方法”；把解释事实的方法叫做“导向性方法”。[ 庞卓恒：《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2、233页。]这两种史学方法的分类是从历史学的科学性出发，借鉴基础科学的基本模式来划分的，对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目前史学概论性的编纂来看，以历史研究过程对史学方法进行分类的模式是占主要地位的。以史学具体方法和史学研究任务划分史学研究方法的模式显然不占主流，但是对史学具体方法的个体研究是推动整体研究的重要步骤；从确定事实和解释事实的视域来审视史学方法的区分更有助于认识到历史学的双重属性，即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方法对史学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方法对史学研究生的意义是怎样的呢？葛兆光教授曾提出过一个人文学科的教学思路即“给本科生常识，给研究生以方法，给博士生以视野”；对于研究生，“我会建议他们重点读一些经典文献和经典著作，了解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页。]这句话暗示了方法意识对于研究生的重要意义。那么，对于研究生而言，除了老师的方法给予，研究生自己是否应当重视方法的训练和方法意识的培养呢？方法的训练当然不是研究生被动的接收老师的方法灌输，更是自身经验的积累和升华。
一方面，自我历史活动经验和历史敏感度的积累和总结。研究生作为一个主体是拥有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这种主体意识在史学方法的体现就是自我历史经验的积累和自我历史感悟的敏感。这些方面的体现主要是历史知识储备的增加，历史知识面的拓展以及对历史想象和历史体验。历史知识的储备和拓展是可以通过好读书、读好书来积累的，但是历史体验除了多读书外还要注重对当下社会的体验。笔者一直认为，研究历史要感悟历史，感悟历史要感悟当下。因为，历史和当下的联系总是密切的，对当下的历史感悟同样可以增强自我的历史感。另外，“对历史的认识还要凭人生的体验，否则就做不到真正的理解”[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另一方面，外在史学方法的接收和吸收。老师对研究生史学方法的培养，史学方法著作对研究生的刺激都是研究生对外在史学方法的接收。当然，研究生的接收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史学方法意识的强弱和史学方法著作水平的高低。具有强烈方法意识的老师和高水平的史学方法著作对于研究生的刺激作用明显更大。
内在的体验和感悟、外在的接收和吸收是史学方法获得重要途径，当然这两方面是双向互动的，并不是孤立的。研究生方法意识和方法能力的获得是离不开这两条路径的；通过这两条路径也期待真正获得研究生阶段应当或必须获得的方法。
史学方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过犹不及地重视方法理论也未必是积极的。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就曾感慨，“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守旧。”[ 严耕望：《治史三书·序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针对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引进西方各种方法而引起方法论的讨论热问题，李泽厚也提出过批评，“现在有些‘方法论’提倡者好象急于找到一把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的万能钥匙，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个性、才能、潜力、背景、基础等等不同，照搬别的方法不一定对自己合适……注意寻找最适合自己运用的研究方法，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1-32页。]史学方法的意义并不是以自我为价值的，而是建立在事实知识确立的基础之上；若忽视或轻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的积累而只顾史学方法的吸收消化和运用，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方法诠释或许是史学研究发展的正确路径，才能够构建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的学术。
五 结语:史学的理论化与理论的史学化
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分歧讨论史学本体论，以主体意识和学术个性来理解史学认识论，以史学方法和学术建构讨论史学方法论，这是笔者理解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切入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分歧是客观与主观的分歧；历史客体和主体意识的区别是客观与主观的区别；确定事实和解释事实的差异是客观与主观的差异，也就是说，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是探讨客观（历史、历史客体、确定事实）和主观（史学、主体意识、解释事实）的关系。
“史学理论”这个概念被理所当然地统一在一起，并且被合情合理地运用的时候，“史学”和“理论”的关系是否应该被重视呢？史学更多的是“求真（真实性）”，理论更多的是“求善（倾向性）”，其实史学与理论的关系同样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笔者认为，史学与理论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1）史学与理论的平等双向互动，（2）史学的理论化，（3）理论的史学化。
首先，理论的史学化问题。目前，史学家尤其是新生代史学家对理论格外地重视，理论就是一束光，其实历史文献的世界本来没有焦点，可是这一束光一打，就把大家的眼光聚焦到这个焦点上来了，而其他地方就黯淡下去了，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7页。]譬如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历史研究的刺激、费正清“冲击-回应”理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刺激、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对上古史研究的刺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商周史研究的刺激。这些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曾起着重要的作用。著名史学理论家于沛总结说，“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但是，理论对史学的重要意义说明理论对史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理论在刺激史学发展的同时也在束缚着史学的发展。早在，1943年翦伯赞先生就觉察到新的历史学的一些局限性，“新的历史学，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他依然是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因此，在过去的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的研究》，见《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60页。]后来，这种史学研究的取向没有遏制却是在发展。以至于王尔敏针对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这样评价：“很惭愧我这一生没有赶时髦追逐理论，也深明创造理论不易。这得甘寂寞……请你翻看这时期（20世纪后半期——笔者注）史学论著，那一种不托理论以自重。我看全是人工制造废纸，全然不能传之后世。”[ 王尔敏：《当代学者追求史学理论之芜滥》，《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理论的史学化是史学研究的潮流，但是潮流真的能流传吗？这是一个深思的问题。
其次，史学的理论化问题。在理论史学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史学的理论化问题，就是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升华成一套自我的理论体系。吴怀祺在阐述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关系时指出，史学史本身也是一门理论的学科,而且史学研究的结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本身的提高离不开在史学研究过程中总结出观点来,同时,史学史没有理论思想是很难有大的提高。[ 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州：福建人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从史学研究成果到史学理论的提升是挖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重要步骤。然而，就像从中国历史抽离出“哲学”一样，从中国史学抽离出“历史理论”
是否会遭受非议呢？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受到了史学界的一致好评，这是否是史学家从中国历史中抽离出“历史理论”而终于与西方史学理论并驾齐驱后的兴奋呢？
最后，史学与理论的平等双向互动。无论是“理论的史学化”还是“史学的理论化”都是构建一种以理论为中心的史学观念。求真（真实性）的史学与求善（倾向性）的理论的现状并不是令人乐观的。何兆武先生感叹道，“理论的历史学家一贯习惯于先验之论，所谓研究只不过是为他那先验的理论框架填补例证而已；而实证的历史学家则意味浸沉于考据之中，往往言不及义，完全索然于历史的精神。”[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反思》，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史学与理论的断裂或各执一端是史学研究中的病态发展，真正把史学与理论相结合而双向互动才是明确的方向。
如果说以实证为中心的史学观念是求真（真实性），以理论为中心的史学观念是求善（倾向性），那么，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是否需要一种实证与理论相互关照的“求美”（完美性）的史学观念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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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历史学专业-宁腾飞：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考察——兼论对史学概论性著作的思考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