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火器这个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有了，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宋朝火器就已经等上历史舞台了，到了明朝就比较成熟了，到了清朝这个火器是不是要比明朝进步呢？这个问题也还是有很多人想知道的，所以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分析揭秘看看，这个明朝火器vs清朝火器谁垃圾谁厉害。

大家潜意识里面清朝的火器是比明朝垃圾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太片面了，不够准确，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接着往下看。

「清军只重骑射，不重火器」是被误解的概念，有了矛盾而无法自恰。

最大的问题在于明朝部队其实不等于火器部队，满清也不等于骑兵。也许有人在某一些错谬宣传的影响下，以为明朝部队的火器如何发达，满清又是如何以骑射见长而入主中原。

但实情恰恰相反，清国部队也就是当时的后金政权，在吴桥兵变之后，与明朝部队在火炮实力的对比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逆转的情形。

1、先谈明朝火器

明廷之火器获得不易，真正具有战力价值的火砲不由汉民族自主研发，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一力主持，透过葡萄牙传教士四次经由澳门采买进口。第一次是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杨廷筠等筹资，派学生张焘和孙学诗(保禄)至澳门，带回了4门大炮和几个葡籍炮师。第二次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为此，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又提上了议程，张、孙二人购得了26门。这总数30门的西洋大砲，19门守京师，11门先送往山海关，后又运至关外宁远城。第三次是1629年，澳门葡人捐献大炮10门，6门留京，4门守涿州。第四次则是1630年，澳门当局招募了150名葡人，另加约200名随从，携带40门巨炮和部队动身北上。但他们达到江西南昌时，被明廷下令遣返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允许护送军械继续北上。第四次征募出现反复，是由于朝廷有了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连上四疏，力言不可让葡兵跃马扬刀，拥弓挟矢於京城，况目前广东人已会造西洋火炮，用不著再请西人。崇祯帝采纳，并将主管姜云龙革职回籍，令巡按御史查明澳门澳人情形。

以上就是明廷4次自澳门购募红夷大炮的经过。另外，明政府从1622年开始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受徐光启的影响，当时政府官员中，如兵部尚书崔景荣、两广总督王尊德、福建巡抚熊文灿等都曾积极主张仿制红夷大炮，时间大多制于崇祯十年(1637年)之后的明垂危时期。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仿制的大中小型红夷大炮已有400余门，至1644年明朝灭亡时，还造出各类仿制的红夷大炮1000余门，但火力射程等技术等级皆较低劣。除此之外，尚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崇祯帝命其在皇宫旁设立一铸炮厂，到明朝灭亡前汤若望在京铸造了520门红夷大炮。

明军火器多部署於疆臣所部以御外敌，例如徐光启的爱徒爱将登莱巡抚孙元化，这使得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所率炮队不仅装备有直接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大炮，还雇有公沙的西劳等几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教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与距离尺度之法。

但徐光启进口西洋火炮的举措，引起朝中许多重臣极力反对和攻击，从而致明军在双方的火器竞赛中渐处於下风。更有许多官员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最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可见建军困难之大，自内而非外。

2、历史的转捩点总是意外且偶然

1632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在吴桥兵变反叛，孙元化与张焘竟遭明廷误解而处死，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淡出明朝军队。孔、耿二部被关外明军祖大壽部击败，便於1633年4月率残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余名)携十数门红夷大炮、众多火器手和造炮工匠，於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又云：「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这支部队日后成了攻下南明的八旗汉军，满语「乌真超哈」，也就是重砲部队。

接下来就是1639至1642年，明清之间的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两军也都同时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使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0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我们可以发现1631年的大淩河战役和1632年的吴桥之变，大大改变了明朝与后金军火器数量的对比。

松锦大战的结果是：1641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降清，大战至最后的1642年，祖大壽等亦降清。至此，明军又失去了3683门火炮，包括16门红夷大炮，火枪1519支。

此后的明军已无法以火器为长技，而后金军不但拥有了大量火器，且能大量仿制红夷火器。1643年，辽东巡抚黎玉田当时就痛陈：「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奴之势力往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於今而铸炮造药十倍於我之神器也。」

3、关于使用火器操练的兵学著作

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发展至明后期，大抵不过是「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佐使」之类夹杂了传统玄学的看法。此般理论散见於1556年戚继光着的“纪效新书”，1597年赵士桢着的“神器谱”，1621年茅元仪著的《武备志》等书中，对中国火器冶金、造铳、火药配方及制造进行了论述与总结。但这些「朴素」的火器理论，同欧洲新兴的火器理论相比，表现出较多的神秘性、玄妙与不彻底性，而非科学的数据、过程与细节验证。红夷火炮的输入，使得以徐光启为首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大开，迫使他们开始转向重视科学实验，强调定性定量研究的新轨道。这种转轨表现在徐光启、李之藻的论兵奏疏，以及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等论著中，他们屡申新学之要义，如徐光启认为火器研制者要「明理识性、知数懂法」，才能造出精工坚利的红夷大炮。这里的「理」和「性」指的是物质的结构机理和物理、化学特性，间或也有规律之意。为此他曾说，红夷火器威力大的原因是「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西洋「造台用铳，多有巧法，毫厘有差，关系甚大」，必须荐举「深心巧思，精通理数者，信任专管，斟酌指授」，才能制出精良的火炮。他在1606至1607年间翻译的《几何原本》，则成了他其后制炮用炮的重要数学依据之一。但是，人亡政息，他们引进的西方先锐见解和科学观，在缺乏科学土壤的传统体制与儒教庞大系统的气候之下，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而遑论扎根于读书士子的教育之中。

明末之际，明王朝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与后金进行了初次的几回大战，明军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铳等发展初始期的火器，但粗制滥造，且练兵不实，施放技术不见嫺熟，故在八旗骑兵的冲击面前往往败北，尤其野战非城战，当时的火炮水準往往不得其利。直至吴桥兵变之后，明清火器形势翻转，此消彼长，火器反成了后金攻伐守城明军的利器。

鄙文非个人创见，而是引用、夹述、搬运了他人学术资料，如专攻火炮史的浙江大学刘鸿亮博士、新竹清华历史系黄一农博士等人的文章和观点，其中或有疏漏，但我不具备解决能力，在此仅能作为参考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