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张竞生，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文坛有“南有张竞生，北有梁漱溟”之说。
张竞生，广东饶平人，自幼聪颖异常，学业优秀，又留过学。故家乡的人们称他为“秀才”和“状元郎”，这是他最早的绰号。
留学回国之后，他开始在北大任哲学教授，授课之余，致力于性学及社会学的研究。1923年他开始在北大讲性学，并公开进行性意识、性经验调查，1926年，出版了《性史》一书，此书一出，举国哗然。讽刺、批评、谩骂之声四起，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性学博士”，甚至有人还称他为“卖春博士”。张竞生也因此名声大噪。
《性史》的出版虽遭讽刺谩骂，但购买者却很踊跃。据当时的著名学者林语堂说，买书和卖书的人忙作一团，警察为维护秩序，甚至用水管子去冲散人群。《性史》一书也因此一印再印，甚至还有人冒张竞生的名字出版《性史》的续集。
对张竞生的《性史》一书，当时的学者大都持反对态度，鲁迅就公开表示反对，张伯苓执掌的南开学校，明文规定，凡阅读《性史》者一律给予记大过以上处分，直至斥退。但也有一位文化名人公开表示支持，他就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暗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尽管张竞生本人也再三强调：“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但还是被当局以有伤风化而查禁，书店也被封门。奉系军阀张作霖甚至以有伤道德人伦、伤风败俗的罪名，对他进行通缉。张竞生被迫避居到西子湖边，后又去了杭州的一个寺庙做了一段时间的和尚，最后又去了法国继续留学。
对于张竞生讲性学，写《性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实是大大的超前，很难为人所接受，或者不敢公开接受，如放到现在，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所以，台湾的名人李敖曾把他和主张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为“三大文妖”，不过他又说：“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为先知。”现在说应该称张竞生为“先知”，他应是中国性学的启蒙人。张竞生不仅是中国性学的启蒙人，还是中国计划生育最早倡议者。张竞生留学法国归来，曾对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呈交过一份节育、避孕的建议书，他的这一建议比马寅初的主张整整提前了37年。现在看来，张竞生在性知识领域的研究和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张竞生还有一个“怪博士”的绰号，这是他第二次留法回国之后，乡人给他起的。
张竞生留法归来之后，在故乡的田间建了一座木房，上覆芦苇，以铁纱为窗，不用玻璃。屋内除桌椅板凳和一张帆布床外，都是书。他在这里生活极有规律，几时起床，几时进餐，几时开始工作都是严格确定的，不差分毫。吃饭，每顿吃多少也是定死的，吃之前要用磅秤秤过。
他有时带着儿子到田间掘取土样、化验土质，论证取土之处宜种何种植物。有时则巡视各村巷，见水沟不通、垃圾不除，则命人打扫干净。乡人称他是“状元游全街”。有时他见到妇女裹胸，则劝导她们不要束胸，要放天乳。人们见他怪怪的，便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怪博士”。
这位“怪博士”也确实怪，他长期住在他的这个田间茅屋中不回家，妻子只好常常来此茅屋看他。不想有一次，妻子刚打开门，他便吼起来，说妻子不讲卫生，带进来许多卫生虫，并规定妻子以后来必须先敲门，而且谈话时必须站在门外。后来，他的妻子竟为此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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