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鬥爭在黨爭的淤渦中浮沉
在我國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榮。「會昌滅佛」就是指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的毀佛活動。
「會昌滅佛」是佛教與封建國家發生經濟上的矛盾衝突、佛教與道教爭奪宗教上的地位的鬥爭的結果。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在西漢末年。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魏晉以前為輸入時期，東晉南北朝為傳播時期，隋唐為興盛時期。
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統治階級的提倡下，獲得了廣泛的傳播。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後被後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梁武帝更是一個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為國教，並曾三次捨身出家為僧。所以，這個時期佛教寺院大量興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時，佛寺多達3萬餘所，出家僧尼達200余萬人。南朝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萬人。而且這些佛教寺院都擁有獨立經濟，佔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
佛院經濟的發展必定會在經濟方面與封建國家發生衝突。北周武帝當政時，北周有僧侶100萬，寺院萬餘所，嚴重影響了政府兵源、財源。為了消滅北齊，他決定向寺院爭奪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詔禁斷佛、道二教，把僧侶地主的寺宇、土地、銅像資產全部沒收，以充軍國之用，近百萬的僧尼和寺院所屬的僧祇戶、佛圖戶編入民籍。此後四年，北周滅北齊，北周毀佛的範圍達到關內及長江上游，黃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毀滅。江南自侯景之亂後，佛教勢力也受到影響，陳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勢力的再次膨脹與隋文帝楊堅的提倡有極大關係。
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元年（581年），發佈詔令，可以自由出家，並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煬帝時，命僧人法果在洛陽縮寫佛經經目。所以在隋朝時，佛教已再度興盛起來，唐朝時更為發達了。
唐朝統治者雖也有幾次抑制佛教的活動；但總的說來還是提倡的。
唐高祖比較信佛，但唐初時，傅奕多次上書，列數佛教的惡果，請求廢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詔淘汰僧尼，並波及道士。由於唐高祖退位，太宗攝政，大赦天下，所以並沒有實行。唐太宗時曾於貞觀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處以極刑。
唐太宗晚年有憂生之慮，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愛玄奘之才，所以曾親自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宣揚佛法。並下令度僧尼18000餘人。以後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則天之時，則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處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樞。佛教勢力更加膨脹。佛教寺院可與宮室相比美，極盡奢華。以後諸帝也多信佛，肅宗、代宗在宮內設道場，養了數百個和尚在裡面早晚念佛，憲宗時還舉行迎佛骨的活動。
代宗時下詔，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繩之以法。當時關中的良田多為寺院所有。
佛教在統治者提倡下，迅速發展起來，但同時也與封建國家存在著矛盾。大量的勞動人手出家為僧或者投靠寺院為寺戶、佃戶，寺院控制了許多土地和勞動力，寺院經濟發展起來，而封建政府的納稅戶卻大為減少。傅奕反對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國家交納租稅，浪費了封建國家許多錢財，減少了稅收。韓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從國家財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時，彭偃就建議：
僧道不滿50歲的，每年交納四匹絹，女尼及女道士不滿50歲的，交納二匹，並和普通百姓一樣應役。他認為如果這樣，那麼出家為僧也就沒有什麼害處了。因為存在爭奪土地和勞動人手方面的矛盾，在這一矛盾達到一定程度時，封建國家就會向佛教勢力宣戰。
另一方面，唐武宗滅佛也是佛教與道教鬥爭中的一個回合。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為教祖。北朝以來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後，因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統治者為了借助神權，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認是老子的後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時，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還親自為《道德經》作注，叫人學習。尊老子的《道德經》為《道德真經》，莊子的著作為《南華真經》，庚桑子的著作為《洞靈真經》，列子的著作為《沖虛真經》，在科舉中增設老、莊、文、列四子科。並規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務的機構，說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當作本家看待。武則天崇佛，一是因為佛教曾為她當女皇製造理論根據，同時也是要用佛教來壓道教。
由於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為皇帝所寵信的道士。這些道士，繼續前代以來佛、道二教的鬥爭，對佛教大肆攻擊。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在於打擊佛教寺院的經濟勢力，但也和道士趙歸真對佛教的攻擊有很大的關係。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舊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趙歸真可以出入皇宮。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曾下令禁止度僧和營建寺廟。武宗未即位時，已好道術。即位後即召道士入禁中。趙歸真利用了這一點。對武宗說：佛教不是中國之教，應當徹底清除。
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3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於佛。唐武宗說：使吾民窮困的是佛。於是下詔廢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蘭若（私立的僧居）4萬所，還俗僧人近10萬人。會昌五年（845年），規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東京留2寺，其餘節度觀察使所治州34處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並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實行。共廢寺（朝廷賜名號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還俗260500人，釋放奴婢15萬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萬。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凡被釋放的奴婢，每人分給田百畝，編入國家戶籍。
並將寺院銅像用來鑄錢，鐵像鑄成農具，金銀像收歸國庫。民間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違犯則給以處罰。會昌末年，全國兩稅戶比憲宗「元和中興」時增加了兩倍多，比穆宗時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最盛時期。可見，這次滅佛運動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後，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復武宗時被廢的佛寺，並殺死道士趙歸真等。在此之後，佛教勢力又興盛起來。
對佛教的態度也是唐後期牛李黨爭的一個內容。李德裕反對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時曾拆毀寺觀1400余所；在西川任節度使期間，也曾毀寺觀蘭若干處，把寺院土地分給農民。會昌年間的滅佛運動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協同進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貶為潮州司馬，後又貶崔州（海南瓊山縣東）司馬。教派鬥爭終於納入了政治鬥爭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