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治，就沒有唐代的繁榮，也就沒有光輝燦爛的漢唐文化
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從627年到649年共計23年。貞觀之治是唐太宗貞觀年間，封建統治比較穩定，生產得到較快發展，民族融洽，社會升平的局面的艷稱。
唐太宗李世民親歷隋末的社會大動盪，他以隋煬帝楊廣的破家亡國為戒，接受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從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在政治上勵精圖治，實行了一系列的開明政策和措施，政績卓著。他曾說：「水可以載船，也可以覆船，民眾好比水，人君好比船。」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就不能過苛地對待民眾。因此，他很注意傾聽不同意見，鼓勵群臣犯顏直諫，並留心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當官，不計身份，不別親疏，推行「任人唯賢」的政策。
首先，他罷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徵、戴冑、劉洎、馬周、李勣、張亮等，這些人大都是知識分子，熟悉歷代興亡的史實和封建思想家治國的道理，特別是許多人參加過農民軍，對農民革命的偉大力量有所瞭解，處理政務比較接近實際。李世民還能通過選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進入最高統治集團，通過修《氏族志》和發展科舉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勢力，適應了庶族地主發展的歷史趨勢。李世民又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虛懷博納，從諫如流；魏徵、劉洎、岑文本及馬周等諫臣盈廷，多能面折廷爭，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見和批評，因此皇帝能夠較好地實行「君道」，避免和糾正了許多錯誤。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據舉賢任能的原則，用賢良，退奸佞，因而忠賢滿朝，人才濟濟。如房玄齡、杜如晦是貞觀朝的著名賢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數職的名臣。太宗舉賢任能不避仇，以誠信待下，信賞必罰，調動臣下的積極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進一步嚴密了三省六部制，規定三省長官，尚書省的尚書僕射，中書省的中書令和門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職權。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員加以「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頭銜為宰相，參加政事堂議事。宰相人數增多，可以集中多數意見，避免一兩個宰相專權。而且宰相品位不高，進退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機構中庶族地主佔優勢。
其次，以變重為輕，務行寬簡的精神立法，選擇執法官吏，盡量避免枉濫；國君率先遵守法制，執法不避親貴。重視地方政治，慎擇刺史，吏治比較清明。釋放宮女，縱放鷹犬，提倡節儉，避免不必要的戰爭，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發展生產，以緩和階級矛盾。他堅持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休養生息，獎勵農耕，使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太宗貫徹「重今朝冠冕」的原則，令高士廉等修成《貞觀氏族志》，並禁止山東大族賣婚求財，抑制了舊士族的勢力。由於執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於勞動人民的辛勤努力，貞觀時期出現了牛馬布野，谷價低廉，社會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還注意各民族的關係，促進了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貴族向中原侵擾，唐太宗堅決進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領十幾萬軍隊，於630年打敗了東突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隸主貴族統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靈州間的土地上，又在東突厥故地設置了許多都督府州，任命東突厥貴族為都督、刺史，隸屬唐朝中央政府統轄。這樣，不僅消除了北方的邊患，也緩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蕾，為漢藏兩族間的友好交往開了先河，唐太宗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可與漢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實行的政策和措施雖然具有進步性，但都是服務於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貞觀時期勞動人民仍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貞觀後期，唐太宗逐漸走向奢靡，有時浪擲民財，納諫、用人、執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東征高麗的戰爭則給中朝人民帶來了苦難。這說明「貞觀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