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漢昭帝給當時社會注入的一劑強心針
鹽鐵之議是漢昭帝時，中央政府召開的一次由鹽鐵官營問題所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的辯論。
漢武帝在元狩年間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經濟政策，如統一幣制，鹽鐵和酒類官營，實行均輸平准、算緡告緡等，這雖然充裕了封建國家的財政，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經濟基礎，但是，伴隨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兼併的現象日益尖銳，廣大農民的負擔愈來愈重。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弊端，如鐵器苦惡，價格不平，主管官吏廢公法、謀私利，強征農民冶鐵煮鹽等等，也直接貽害農民，加劇了農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矛盾，致使農民的反抗鬥爭日益頻繁。
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另一方面，經過漢王朝的連年出擊，匈奴力量大為削弱，邊患有所緩和。這些客觀情況，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發生重大改變。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詔令中指出，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
漢武帝在政策上的轉變，對於穩定漢王朝的統治是必要的，但統治集團內部意見並不一致。武帝死後，繼位的昭帝年幼，大權掌握在霍光手裡。為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詔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詢問民間疾苦所在。
賢良、文學與桑弘羊意見不一，他們就漢王朝的內外政策進行了辯論。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
在鹽鐵會議上，雙方辯論的主要內容有：（1）民間疾苦的原因。賢良、文學認為民間疾苦的根源在於國家經營鹽鐵等經濟事業，提出廢除鹽鐵，設酒榷，均輸官。桑弘羊反對這一主張，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有益於農民。因此，他堅持推行鹽鐵官營等事業。（2）對匈奴的政策。賢良、文學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企圖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桑弘羊則認為匈奴反覆無信，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他強調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3）關於施政方針和治國的理論思想。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反對德治，主張法治，認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堅持的經濟政策和治國方法都與法家思想相聯繫。此外。這次會議上的辯論還涉及農業的基本政策，對社會現狀的估計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與今的關係問題。西漢桓寬編撰的《鹽鐵論》詳細記載了鹽鐵之議的情況。
賢良、文學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比較體察社會實況。他們在霍光的支持下與桑弘羊展開的辯論，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對漢武帝晚年以後經濟和政治形勢的不同認識。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國政策。經過這次辯論，儘管沒有廢止鹽鐵官營和平准均輸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賢良、文學活躍一時。根據賢良、文學的意見停止了酒類專賣。「與民休息」的政策進一步得到肯定，對昭帝、宣帝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