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既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苏联政体赖以维持存在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之一，它直接效力、听命于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的多处表述揭示了这一点：“党中央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由于遭到了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党中央的文化和宣传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也同样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党的领导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能与读者见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罗斯人代表的名字无人知晓”，“安德罗波夫在致政治局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安全机关无权处理这一类问题”。再比如，在谈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问题时，他同样揭示了党及其领导人与克格勃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天，很多像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克格勃，这个问题是由更高领导层决定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在对待萨哈罗夫的问题上，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推行专制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实行人治而非法治，那么，类似克格勃这样的怪胎的出世和肆虐就势在必行，一个本应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效力的国家机器沦为极少数专制者和统治集团控制、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也同样势在必行。这一怪胎不仅给苏联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楚，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解着他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纵观整个苏联时期，实际上广大民众对共产党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疑惧从未停止过。这本来很正常，也很自然，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注定了既会有成功的一面，也会存在着种种欠缺和失误的一面。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践行和发展民主政治，进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来消弭民众的种种疑惧，不断增强和提高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而是用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国家机器压制、摧残广大民众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作者：徐元宫，原题：克格勃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