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风景秀美之地竟是如此之多。”这是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留言。
梅德韦杰夫还表示:“总统有义务掌握俄罗斯所有地区的发展情况,其中也包括最偏远地区。”稍后,兴趣盎然的梅德韦杰夫还在微博上发了一张他在国后岛上拍摄的照片。
俄总统之举,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并且暂时召回了驻俄大使河野雅治。国际舆论对此作出各种分析,判断日本还有什么牌可出。
至此,日俄“北方四岛”300余年的争夺到达了高潮。
“北方四岛”争端的起源
“北方四岛”作为千岛群岛的一部分,自古是阿伊努族的生活地。丰臣秀吉于1592年1月封虾夷地(今北海道及其北部岛屿)豪族蜘崎庆广(后改称松前庆广)为“狄之岛主”;正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渊源,日本当局早在沙俄入侵千岛以前,就把“北方四岛”列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从1700年起,俄罗斯航海家和探险家先后到千岛群岛勘察,1779年,沙俄政府正式把千岛群岛中尚未有明确领土归属的所有岛屿划归己有。
日俄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萨哈林岛)相遇后,因领土问题不断发生磨擦,双方争执不休。1855年2月7日,川路圣漠和普提雅廷分别代表日俄两国在日本下田签署《下田条约》,条约规定:“今后日本国和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至于桦太岛,日本国和俄罗斯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这是两国最早的划界条约。
《下田条约》生效后,双方又在库页岛问题上不断产生争执,两国都以各自的历史根据主张该岛归己所有。在双方就该岛的争议与谈判中,由于俄国的态度强硬,认为库页岛是保卫俄国在黑龙江下游“国家利益”的“重要屏障”,坚持要求并入俄国。
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为朝鲜、中国的台湾问题所牵制,认为夺取朝鲜、台湾比夺取库页岛更为重要,同时认为千岛是维持日本在北部海上“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因此,经过双方多次交涉,采取了用领土交换的方式解决库页岛的争端,即日本将库页岛南部让给俄国,而俄国则将千岛(中、北千岛)让给日本。日俄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于1875年5月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签订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
1904年,沙俄和日本为了争夺在华权益,也为了进一步攫取在东北亚的利益,两国间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沙俄败于日本。1905年日俄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罗斯政府将萨哈林岛南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当地一切公共建筑及财产与完整的主权一并永远让予日本帝国政府……”随后,俄罗斯向日本转让了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岛的控制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与俄国共同参加了对德奥等同盟国的作战,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日俄之间是盟友关系,处于共同对敌的协约友好状态。在此间,俄国于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争取时间巩固政权,俄国退出了协约国。
而此时,日本追随美国于1918年至1922年出兵西伯利亚,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使得日苏重新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因为武装干涉未能阻止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各国也就此罢休,1920年4月美国撤军后,在苏俄领土上仅剩下了日本军队赖着不走。日本不撤军必然引起苏俄人民更强烈的反抗,1920年5月27日,当地游击队与日军发生武力冲突后,放火烧毁了庙街城(尼古拉耶夫斯克),使日方人员共计384人在大火中烧死,这就是“庙街事件”。“庙街事件”为日军继续赖着不走制造了借口。
1920年7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作为“庙街事件”报复措施,决定出兵占领俄国库页岛北部。为了收回库页岛北部,苏俄进行了艰苦努力。1925年l月24日,两国签订《日苏基本条约》,该条约一方面宣布日本从苏联领土撤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方面也宣布苏联承认《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并承认“庙街事件”的损失,日本人获取了库页岛北部石油、煤炭及森林的开采权作为补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一员,与反法西斯核心国苏联实质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38年和1939年,日本多次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并先后发动了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较大规模的对苏进攻,但两次均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
二战末期,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宣布废除1941年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发起远东战役。千岛群岛战役是远东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时半个多月的千岛群岛战役中,日军伤亡1018人,被俘6万多人。苏军伤亡1567人。双方的伤亡几乎都集中在占守岛争夺战中。此后,苏联与后来的俄罗斯一直实际控制着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
自1945年以来,每到2月7日“北方领土日”,日本各家电视台都会大量播放要求返还“北方四岛”的各种宣传片,众多民众走上街道集会,要求政府竭尽所能,索还北方领土,国家和政党领导人也会发表相应的慷慨激昂的演讲。
60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任命“北方四岛”的市长和警长,尽管这些官员事实上从未上过一天班。日本渔民每年上百次地越过海上边界,到俄境内的千岛群岛水域捕鱼,宣称那里是日本的领土。
最靠近“北方四岛”的日本边界城市根室市,市政大楼上用俄语写着“北方领土是日本领土”的标语,几公里外的瞭望塔楼上挂着“前面还是日本”的俄语牌子,市内所有的标语、招牌,包括街道指示,都有俄语内容,当地官员、商人基本上都会说俄语,学校里的孩子也在学习俄语。据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让中小学生学习俄语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在千岛群岛和睦共处”,一旦返还北方领土,便于管理。
二战及其后半个世纪的争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以签署投降书的形式确认接受了《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宣言》提出的条件。后者明确规定,日本不再对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及附近更小岛屿拥有主权。整个千岛群岛,都划归苏联。9月3日,“北方四岛”作为整个千岛群岛的一部分被苏联占领。
1946年2月2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主席团的命令将“北方四岛”正式并入其版图。1947年至1948年间,“北方四岛”上的1.7万日本居民被遣返回北海道。
二战结束后,日本积极追随美国,采取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1951年9月8日,52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媾和会议,最后由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和约》。同日,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成为美军在远东的前哨阵地,日苏之间的关系处于严重对立状态。
苏联武力占领“北方四岛”后,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苏之间并不存在领土问题,而当时日本出版的不少地图中也把“北方四岛”划为苏联领土。
1954年,日本鸠山一郎取代吉田茂上台组阁,新内阁积极谋求改善日苏关系、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在此形势下,出于冷战对抗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及日本国内的亲美派竭力阻挠日苏关系的改善,抛出了所谓的日苏领土问题,大作领土文章,制造日苏紧张气氛,“北方四岛”问题由此提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获得恢复的日本出于加入联合国及重新走向世界的考虑,急于同苏联改善关系;而苏联为了减轻美日军事同盟对其东部所造成的压力,也想缓和同日本的关系。
1955年日本在日苏复交谈判中首次提出领土问题,要求苏联归还齿舞、色丹两岛。接着,日本政府于1956年2月11日公开发表了对南千岛的国后、择捉两岛的正式见解,认为:“一、在《旧金山和约》中,对千岛群岛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南千岛的国后,择捉两岛长期是日本的领土,因而要求苏联归还是理所当然的。二、……苏联把一直视为日本固有领土的南千岛当作自己的领土,是日本国民所不能同意的。政府声明,无论如何也要通过日苏交涉归还南千岛。”
1956年9月29日,原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致日本全权代表的信中表示:“苏联政府了解到日本国政府公开之见解,同意在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后,继续进行关于缔结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的谈判。”
1956年10月19日,《苏日联合宣言》正式发表,其中第九条中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满足日本国的要求,并考虑到日本国的利益,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还给日本国。但经谅解,这些岛屿要在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结和平条约后,再实际移交给日本国。”
这就等于苏联承认占领了日本领土,而且还同意适时交给日本国。日本和苏联的联合宣言虽然未能使日本事实上收回上述两岛,却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对收回“北方四岛”的诉求。
1957年5月23日,日本岸介信政府同美国政府联合致函苏联,称:《雅尔塔协议》和《旧金山和约》中所说的“千岛群岛”,不仅不包括齿舞、色丹,而且也不包括国后、择捉。从而把“北方四岛”从《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的“千岛群岛”中分离出来。
1957年6月18日,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编辑部主任广冈和男并回答他的问题时表示,如果美国把冲绳归还日本,那他就可以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前,把齿舞、色丹归还日本。
但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苏日关系进展缓慢,1960年1月19日,美日在华盛顿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苏联对这一针对它的军事同盟极为不满,作为对抗措施之一,苏联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对日采取强硬立场。
1960年1月27日,苏联在致日本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只有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日本领上和签订苏日和平条约的条件下,才能按照1956年10月19日两国联合宣言的规定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
1961年9月25日,赫鲁晓夫在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信中,撤销了关于归还齿舞、色丹两岛的承诺,对“北方四岛”问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信中说:“日本方面所重新提出的领土问题,早已为一系列国际协定所解决……怎么能够提出并非属于日本的领土归还给日本呢?”
进入上世纪70年代,远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对立,中美建交,苏联增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扩大了在“北方四岛”上的驻军规模,修建了海空基地,在日本附近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同时,苏联以越南为据点,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直接威胁日本海上安全,两国关系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日苏关系的这种“严冬”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仍无改善。在这种形势下,让苏联交还“北方四岛”的希望逐渐破灭,日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对外推行“新思维外交”,积极谋求改善苏日关系,试图争取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进程。
日本抓住了苏联在经济上有求于日本的历史时机,提出了“政经不可分”的对苏交往原则,表示解决领土问题和对苏进行经济合作不可分割,在领土解决之前不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日本的用意显然是企图以经济合作为诱饵迫使苏联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此推动“北方四岛”谈判。
随后,为了激起苏联对领土谈判的积极回应,日本调整了对苏政策。1989年5月,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提出“扩大均衡原则”,表示经济合作与领土谈判可同步进行。鉴于当时急于得到日本的援助,苏联不得不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对日作出一定的让步。
“北方四岛”之争日本处于劣势
1991年,苏联解体,“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版图。因为国力大衰,俄罗斯在其推行的“重返欧洲”的西向战略受挫之后,开始重视东方外交,逐渐调整对日关系,积极主动谋求改善俄日关系。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感到有机可乘,再次将“北方四岛”问题提上两国关系的议事日程,并积极推动叶利钦总统访日,意图通过开展首脑外交加快解决日俄领土之争。
1991年4月,在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双方首脑经过会谈并发表了《日苏联合声明》,苏联承认日苏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北方四岛”的争议。这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小胜利,为以后日本继续推进“北方四岛”谈判奠定了基础。
1993年10月,叶利钦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了《东京宣言》,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双方确认:莫斯科承认俄日间存在领土问题;领土问题就是指“北方四岛”:作为苏联的法律继承人,俄罗斯表示要遵守苏联所签订的一切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