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关长征地狱级副本后，教员处境并不乐观，相反，残存的红军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1935年10月，此时陕北却如死局一般。

围困陕北的国军起步就10来万，而中央红军加陕北红军兵力才1万出头。

更要命的是严重内患，根据地贯彻王明那一套搞肃反，受迫害的同志很多。

尤其，作为根据地创始人的刘志丹被打成反革命，给红军造成严重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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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内忧外患，陕北还有致命弱点——太穷，人少地瘠，难以保障红军给养兵源。

从长远看，日本侵华脚步加快，催逼老蒋增兵陕北，企图迅速解决红军，围困陕北的国军最终多达30万。

而红军内部还有张特立另立中央的问题。张不但裹挟八万红军，还对教员等人发布了通缉令，令人脊背发凉。

该如何破局？

教员抓了内部团结，立马叫停肃反运动，由中央接手重新审查。

刘志丹释放出来，根据地百姓欢呼。徐海东手下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没做结论，教员立即指示平反:

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走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

平反冤家错案确保团结，这还不够，教员要的是所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他巧妙安抚了制造冤家错案的干部队伍，搁置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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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员又树起抗日大旗，这是道义。老蒋自然不信，大多数人也不看好共产党，马上困死山沟的红军更应该务实一点。

对教员而言，抗日却是破局关键。

道义代表一种深层次精神力量，一旦从小变大，就会化为物质力量。

道义决定了立场，立场裁定敌我边界，由道义看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初始状态: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教员的敌人很多，日本是敌人，因为侵略；老蒋是敌人，因为反动；苏联也算敌人，因为苏联不允许中国强大，当然也不会坐视中国被人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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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大的人，也不能同时面对两个敌人，这个道理教员懂。

此时教员的敌人只有日本人，所以老蒋需要缓和，苏联需要联合。

围困陕北的国军有三类，老蒋的中央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

少帅的东北军，身负国恨家仇，天然仇视日本。不过此时东北军参与围剿红军。

教员的策略是打，打疼，让东北军占不到便宜，接着释放俘虏，搞统战，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断刺激着东北军尤其少帅的羞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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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员也有一个算不上筹码的筹码——苏联承诺支援红军武器装备，而少帅想借助苏联力量夺回东北。

结果就是，东北军与红军越来越密切。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本非老蒋嫡系，又受排挤，自然不愿和红军拼消耗。

三家关系火速升温，三位一体的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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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进行的同时，教员当然不会忘了老本行——打土豪、分田地。毕竟，红军要吃饭，要扩军。

山西土财主阎锡山进入了教员视线，1万人马东渡黄河，狠狠farm一波，筹款30万，扩军8000，撤回时候，不忘政治攻势——红军东渡抗日受阻，被迫撤回。

东边的阎锡山老实了，西边宁夏马氏军阀威胁后方，彭大将军亲提虎贲败之，扩地400里。

至此，陕北根据地基本成型，有钱，有人，有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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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明白，在抗日大任面前，这些实力根本不够看，他还需要继续壮大。

1936年，张特立并不开心，南下失利，红四方面军损失一半——解决红军分裂的时机成熟了。

击败对手，镇压敌人，向来不是靠仁者无敌，而是对症下药。

特立畏共产国际。教员依托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居中协调关系，亮明正统。

特立迷信实力。教员升格任贺军团为红二方面军，在朱老总领导下与之周旋。

双管齐下，终于把特立钩了出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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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因为所有发生的事，皆利于我。

1936年的夏天，傅作义跟日本干了一仗，史称百灵庙大捷，这是对日作战的第一场胜利。

胜利，深深刺激了少帅和东北军。

而教员也在不断调整策略，对蒋介石的称呼由蒋贼变成蒋先生，由反蒋抗日变成拥蒋抗日。

谁都不能预判最终结果，但只要想着抗日方向前进，就会不断逼近目标。

时局并未辜负国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对共产党是利好，因为教员已经有了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