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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陈列着商周时代分量最重的一件青铜器,叫“害夫”(应是一个字,读音为胡,是周厉王的名字)簋,其造型凝重大方,装饰美观生动,做工精良考究,乃周厉王为自我标榜而铸造的重器。这件器物上铸满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铭文,说什么他自己严守古训,拥护先王的既定方针,昼夜不敢安享欢乐,亲率官民祭祀祖庙,云云,真是极尽自吹自擂之能事。
事实上,周厉王(前878~前841年在位)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暴君。据记载,公元前858年,周厉王为了垄断天下的财货,上台不久即颁布法令,严禁老百姓进山采集山材,下河捕捉鱼蟹,否则,必须交纳高额税金。而老百姓为了谋取生计,又不得不进山下河,此公则伙同其下属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老百姓被盘剥得苦不堪言。
这时,大夫芮良夫站出来规劝道:“财利,赖天地之所赐,为山川之所生,是供天下苍生享用的,谁要独占它,危害就大了——哪能一个人独占呢?……如今,君王您竟专擅其利,那是把天下作为对立面,冒犯很多人,这怎么行呢?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尚且被人称之为强盗,如今您也这样做,今后谁还能服从您呢?您这不是给周朝败亡埋下祸根吗?”但是,周厉王把这位臣子的忠言当成耳旁风,仍执意把这项法令推行下去。这样,老百姓一下子被断了生路,活不下去了,以至于天下扰攘,民怨沸腾,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诗经》有一首《桑柔》的诗,就是描述当时的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和社会状况。诗中把周朝比喻成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桑树,批评这个独裁者将它摧残成了一株枝残叶凋的枯桑。诗中尖锐指出,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政策不对头,把社会搞乱了,举国人心惶惶)。究其原因,是官逼民反,“民之回遹,职竟用力”(老百姓造反,因为强权逼迫);老百姓被逼急了,是要拼命的,“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老百姓既然造反,就不怕死)。于是,诗中严厉警告说:“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太可悲了,国家就要灭亡了)
在这国运维艰的时候,有头脑的大臣们心里却如明镜一般,都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召公忧心忡忡地苦谏道:“民不堪命矣!”就是说,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了,要造反了。周厉王不但不听,还认为这位老臣在谎报军情,竟然一怒之下,把卫国的巫师(应该是一个团队)召来,对国人实行特务统治,密切监视,严加控制,有谁口头上发几句牢骚,只要是被认为不利于当局,就立即抓起来,随意杀掉。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中,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哪里还能口吐怨言?顶多是熟人相见于途,相互间递个眼神而已,即所谓“道路以目”。
这大概就是周厉王想要看到的“大好形势”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自以为有天大的本事,老百姓都屈服其淫威,不敢再乱发议论了。
召公可不这么看,一听这话便表情严肃地说::“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就是说,这是在堵众人的嘴。要知道,堵老百姓的嘴,比堵河水还要难。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口,就会伤害很多人,管理老百姓同治理河道是同样的道理。
接着,召公谈古论今,说前代君王在处理政事时,总是让公卿和各级官吏献诗,乐师进献乐曲,史官进献历史的经验教训,少师诵读箴言,盲人或吟咏诗篇,或诵读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官员大胆进谏,平民也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内亲外戚也来发言,补其过失,察其是非,乐师和史官以歌曲、史实加以开导,年长的师傅再进一步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有司执行。这样,国家的政策法令就能得到正确实施而不违背民意。
召公诚恳地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
最后,召公明确指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人们心中所想通过嘴巴表达出来,朝廷以为行得通的就照着实行,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即所谓“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然而,此时的周厉王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油盐不进,乱政继续实行。这个暴君哪里知道,天下尽管是万马齐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却在暗中聚集,在地下燃烧,仅过去三年时间,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邦人”(都城的市民)、“正人”(手工业者)、“师氏人”(都城的驻军),纷纷联合起来,高举造反的旗帜冲向王宫,宫廷卫队一触即溃。厉王只好仓皇出逃,渡过黄河,一直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这才喘了一口气,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王权。周共和十四年,即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最终病死在这个荒僻之地。
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历代统治者对此却置若罔闻,不但没有广开言路,让老百姓说话,反而杀史官,禁偶语,设腹诽罪,开文字狱,变本加厉,这种事几乎代有所闻,“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大概有感于斯人斯事,不无感慨地说:“语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脩身,疗暑莫如亲冰’,信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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