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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医药始于古代。传说“神农氏尝百味，尝水泉之甘苦，使人知所忌，百味必遇七十毒”(《淮南子·修武训·尝水草》)，这说明进入中原地区的羌、蒋兴、颜地、神农氏等，早已知道一些药用植物，并以其治病。秦汉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的冉、项两个羌民族积累了丰富的药理知识。《后汉书·新安彝传》:“有灵羊能治毒。还有吃药的鹿和有胎儿的鹿麂。它们肠道中的粪便也能治疗有毒疾病。”也有人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多药”。事实上，四川、甘肃、青海等羌族聚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药材资源。除了他们自己使用，他们也出口到中国和朝贡法院。唐朝中期，他们赠送麝香、羚羊角、大黄、当归等珍贵药材。

西夏建国后，羌族医药有了很大发展。西夏人注重吸收宋金医学知识，发展自己的医学。国家机构设立了“医务人员医院”。从12世纪中叶的西夏字典《文海》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来看，西夏羌人在医学理论、病理学、药理学、常见病和治疗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系和知识。西夏医学已经相当具体了。

例如，西夏医学认为人是由土、水、火和风组成的。如果缺乏这四个主要的和谐，所谓的“四个主要的不和谐”将导致疾病。对病理学的理解侧重于血管，认为健康和疾病都是由血管顺畅流动引起的。它的处方也很有特色。例如，《文海杂雷》解释“疮痂药”:“松、柏、草、粪、粪的膏是，疮痂药也是”。使用粪便作为药物最初是阿强医学的传统，上面已经提到过。由此可以推断，西夏医学应该在羌族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发展。此外，西夏医学也知道一些关于传染病的知识，《西夏编年史》中说:“闪病”是指人们搬到别的房间，意思是隔离治疗传染病。

这种传统疗法在羌族地区一直延续到近代。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对“麻疯病”等传染病的治疗是:首先，将他们转移到村外难以到达的地方，隔离治疗。如果他们死了，他们将被火化以消除他们的病毒感染源。这是非常合理和科学的。

随着西夏医学的发展，药材的收集、生产和交流日益活跃。麝香、羚羊角、柴胡、肉苁蓉、红花、大黄、枸杞等药材都是夏宋之际的大宗商品(松石，第186卷，《食货志》)。特别是，大黄和枸杞长期享有良好的声誉，仍然是著名的地方产品。

近代以来，羌族地区一直存在着羌医、中医和西医并存的现象。羌族医生在农村和山村最为活跃。根据相关调查资料，羌族医生与中医关系密切，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羌族医生在采集、加工方法和用药习惯上各有特色。羌族医生非常重视药物收获的季节性。如果长夏挖冬虫夏草，相信冬虫夏草的初级疗效最好。端午节要挖贝母，立秋要挖羌活、大黄、狡活、黄芪、秦艽等。在药物方面，可以外用、内服、水煎或酒泡。单一药物使用更频繁。100多种药物被频繁使用。现附上羌族医学专家陈宝生所编的羌族医案和药方，以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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