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回望过去百年，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经济结构、军队角色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澎湃新闻将陆续推出从奥斯曼到土耳其系列文章，从历史出发，回顾土耳其形成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们在蓝色清真寺附近溜达。
土耳其习惯上被称为连接欧亚、沟通东西的桥梁。身处如此关键的战略位置，土耳其的政治思潮也经常面临左右两方面的冲击，甚至形成激烈的冲突。在独立战争时期，国父凯末尔就曾面临苏俄和欧洲影响的矛盾。最终，民族主义的迫切任务压倒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又欲追求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文明。直到今日，左右之争仍是透视土耳其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土耳其曾面临在东西方之间的短暂徘徊。在苏联关于海峡和领土的诉求下，土耳其很快转向了西方。新崛起的美国成了主要的依靠。1948年，土耳其和希腊一道被纳入马歇尔援助计划。1952年，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土耳其的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声称，土耳其要成为小美国。这充分表明了其在冷战时期的阵营立场。
然而，美国援助和西方联盟并没有充分解决土耳其的发展问题。相反，民主党政府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很快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不平衡，1954年和1958年土耳其相继发生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失去政权，通过选举上台的门德列斯和民主党也日益变得专制，使用各种手段对反对派进行打压。土耳其的十年民主实验走向终结，由此开启了一个动荡的年代。
1960年政变与土耳其左派的兴起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也由此打开了动荡年代的序幕。比较幸运的是，1961年宪法重塑了共和国的身份，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和权利。
1961-1965年间，先后出现了四届联合政府。前三次都是由伊斯迈特·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领衔组阁，最短的只有大概半年时间。直到苏莱曼·德米雷尔和正义党的上台，政治才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之下，经济方面的政策则比较稳定。1960年，政变后的政府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63年推出新的五年计划，进口替代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1963-1967年、1968-1972年、1973-1976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率分别保持在6.7%、6.6%和7%。工业增长率更是高达10%。在这一政策下，土耳其工人的工资翻倍，从而也刺激了工会的发展。
苏莱曼·德米雷尔
在此一时期，共和人民党的左倾转向和布伦特·埃杰维特的崛起对土耳其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由共和人民党主导的1961年宪法，成为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和保障。共和人民党在60年代的执政，也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合法活动提供了空间。1966年10月，在共和人民党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埃杰维特当选为秘书长，中左成为了该党的官方政策。1972年，埃杰维特被选为党主席。在《中左》一书中，他解释说，中左路线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对。同时，他们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对民主的信仰。
从1961年到1967年，《方向》（Yön）杂志成为土耳其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多安·阿武哲奥卢（Do?an Avc?o?lu）和尼牙孜·贝尔科斯（Niyazi Berkes）。他们希望通过凯末尔主义来合法化其话语；但同时对凯末尔主义进行重新诠释，特别是凯末尔的民众主义被等同于社会主义。《方向》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强调的是土耳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而且，这一社会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这主要基于其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特征。
在美国工会主义者欧文·布朗（Irving Brown）的影响下，土耳其工会联盟于1952年成立。1967年，革命工会联盟脱离土耳其工会联盟，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批评后者不是真正的工会，而希望建立政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会。在劳工运动的影响下，之后还相继涌现出了社会民主工会、民族主义工会以及伊斯兰工会。尽管策略不同，且时有冲突，工会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1年2月，土耳其劳动党成立。不同于之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主要是由工人代表而不是知识分子组成。著名律师穆罕默德·阿里·阿以巴尔（Mehmet Ali Aybar）担任领导人。据统计，27%的党员为工业工人，9%为农业工人，17%为农民，47%为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和手工业者。1964年，劳动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党的方针。在1965年的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赢得27万张选票（约占3%），在议会中获得15个席位。选举后，阿以巴尔宣布，劳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体系。劳动党的影响不在于其选举票数，而是其以意识形态为标签的政党特征。
右翼的政治力量也在同时兴起。早在1962年，反共主义同盟等右翼组织就已成立，并将伊斯兰教作为重要的工具。理想主义之家等逐渐发展成为右翼势力的主要社会代表。1961年，正义党在军方的保护下得以成立。1964年，苏莱曼·德米雷尔当选为新的党主席，并成为6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治的主导人物。与此同时，1960年政变的重要人物阿尔帕斯兰·托尔克什领导民族行动党，这成为了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1968年，纳吉梅廷·埃尔巴坎创立民族秩序党，则成为伊斯兰主义的代表。
在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土耳其的左派也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出现激进化和分化的倾向。革命青年等组织的兴起是主要代表。1969年选举后，政府试图进一步削弱左派的势力，特别是希望打击革命工会的影响。这引起了1970年6月的大游行，覆盖了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整个马尔马拉地区。大学校园成为了左右派青年冲突的重要阵地。土耳其的社会陷入混乱，再一次军事政变成为了可能。
1971年政变与土耳其的左右之争
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军事政变。恢复法律与秩序被认为是政变后的主要任务，但这主要限于对左派力量的打击。4月，土耳其宣布实行戒严。5月，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被绑架杀害。这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左派势力的打压。7月，土耳其劳动党被查禁。尽管民族秩序党也被禁止，但其领导人埃尔巴坎却没有上庭，且到1972年依旧可以公开活动。
在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下，1961年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几近被完全消除。工会、大学、出版、媒体等都受到巨大限制。1973年的《大学法》成立了一个总理领衔的监督委员会，以监视和控制学生的行动。比较悖论的是，动荡再次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甚至比60年代还激烈。1971-1980年，先后出现了十届内阁，最短的只有几个月。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轮番上台，体现了土耳其政治左右之争的胶着状态。
在1973年的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大部分地区赢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样的大城市，分别获得了49.6%、49.5%和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将大城市中的寮屋合法化，并持续得到土耳其工会联盟和革命工会联盟的支持。共和人民党的执政也再次为左派政党的复兴提供了机会。1974年，土耳其社会主义劳动党成立。1975年，土耳其劳动党重组。1975年，共和人民党加入社会党国际。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共和人民党极力撇清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1978年，多乌·伯林切克（Do?u Perinçek）建立了土耳其农工党。
然而，在1974年出兵塞浦路斯的英勇行为后，埃杰维特并没有将此影响力转化为票箱的支持。相反，右翼的德米雷尔和托尔克什组成了民族主义前线的政府，一直持续到1977年。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德米雷尔在议会，托尔克什在街头。民族行动党的青年极端组织灰狼成为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左派势力的暴力行动。革命左派和革命道路等左派组织也予以暴力回击。左派和右派的青年在大学校园发生了严重的武力冲突，主导的一方往往禁止反对的一方进入校园。德米雷尔表面上对冲突漠不关心，实际上却暗中支持右翼势力。
埃杰维特本人在竞选活动中就曾遭到石头袭击，他以在伊斯坦布尔的更大集会予以回击。在1977年的劳动节集会中，政治暴力达到了巅峰。革命工会联盟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大型集会，以反对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浪潮。在活动快结束时，有人公然向民众开枪射击，造成极度混乱。埃杰维特的上台也没能平息土耳其的暴力冲突。仅在1978年的前15天，就发生了30起政治谋杀，导致200多人伤亡。1979年2月，《民族报》的主编阿伯迪·伊佩科奇（Abdi Ipekçi）被杀。袭击还被指向阿拉维的少数族裔，在锡瓦斯、宾格尔、卡赫拉曼马拉什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1975-1980年，超过5000人因政治暴力死亡，三倍以上的人数因此受伤。1980年夏天，政治谋杀每天都有20多起。
1975年之后的暴力冲突被认为与70年代初期左派的抗议活动有着显著不同。暴力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关键因素。大学校园成了冲突的主要阵地。库尔德工人党的创始人厄贾兰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兴起。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伊斯兰主义者在孔尼亚举行大型集会，号称要恢复沙里亚。与此同时，多年来进口替代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土耳其再次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政变再次成为了恢复秩序的强力武器。
1980年政变与土耳其的右翼转向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发生了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次军事政变。作为军队的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主要统治机构，这一直持续到1983年的选举。在当夜的电视和广播讲话中，埃夫伦强调，这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国家委员会宣布取消宪法，解散议会，关闭政党，并逮捕其领袖，工会等社会组织也被禁止。作为60-70年代的核心政治人物，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都处于监禁状态。
凯南·埃夫伦
1982年新修定的宪法展现出非常鲜明的保守特点，为此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它使军方势力凌驾于文官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主要的代表。它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防止民众的政治化。一个特殊的机构是高等教育委员会，它剥夺了之前大学的自主权利。此外，该宪法还试图利用宗教意识形态对青年社会化，以克服之前左派思想的影响。民族行动党的领袖声称：我们的身体在监狱，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却在执政。
1983年的选举让图尔古特·厄扎尔和他的祖国党成为新的执政者。1987年，厄扎尔和祖国党再次赢得选举。1989年，厄扎尔接替埃夫伦成为总统，直到1993年突然去世。在厄扎尔的治下，土耳其采取了一种双重政策：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
跟随撒切尔和里根，厄扎尔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一个三重政策计划：在短期内提高支付平衡和降低膨胀；在长期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实现从原来内向型经济和工业化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这一政策最成功的地方体现在出口。1979年，出口额只有23亿美元，占GDP的2.6%；到1990年增长到130亿，占GDP的8.6%。其中，制造业的出口从总额的36%增长到了80%。经济发展成为厄扎尔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在社会文化方面，军政府和厄扎尔则采取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以限制左派思想的发展。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想主义之家的主席易卜拉欣·卡菲斯奥卢（?brahim Kafeso?lu）提出。1982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国家文化报告》中，它变成了土耳其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据新的宪法，宗教教育成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厄扎尔本人和纳克西班迪教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祖国党统治时期，土耳其每年新增约2000座清真寺。伊玛目—哈特普学校和《古兰经》课程也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
厄扎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了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安纳托利亚之虎（Anatolia Tigers）的发展。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沙特投资的注入也加强了伊斯兰和资本之间的联系。1983年，福利党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的最新代表兴起。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它赢得19%的选票，在28个市获得胜利，包括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1995年，它获得21.6%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于1996年组成了以埃尔巴坎为总理的联合政府。这后来引起了土耳其历史上的又一次军事政变。
结语
20世纪后半期的三次军事政变成为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分界线。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威廉·海尔指出，土耳其战后政治中的三次军事干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每一次军方都在经过相对短暂的波折之后归政于民。 这使土耳其的政变显得非常例外，既不同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同于其中东的邻居。政变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却维持了国家的基本机构。这体现了土耳其政治体系的独特特征，包括政党机制、军民关系、西方的影响等。
当地时间021年7月15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一座纪念碑献花，纪念在7·15军事政变中无辜丧生的受害者。
土耳其左派力量的兴起，一定程度反映了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思想对土耳其的影响。特别是，共和人民党的中左转向，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美国的工会主义思潮也对土耳其的工会运动有指导性的效应。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兴起对左派力量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另外，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进入了土耳其，在青年学生中激起了一股浪潮。20世纪60-70年代，土耳其相对脆弱的政府则为左派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1980年政变改变了土耳其政治的整体态势，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成为主要标签。表面上的民主和实际上的强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反映了土耳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意识形态的兴起，部分程度上解决了60-70年代左右派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也动摇了国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根基。90年代福利党的短暂胜利只是一个信号。21世纪初期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连续20多年的执政，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后来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