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是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背景之下召开的。七千多名干部希望通过大会能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坦途。在大会上，毛泽东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衷心希望与会者提出批评，但对林彪的阿谀奉承之词也表示赞赏

会议开幕后，议程表面上进行得顺顺当当。但实际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军队组反映，1959年反右倾后，党内的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也不敢讲真心话，出现了三看三不讲的不正常状态，即:看风向——上面风向不明不讲；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还有，讲话不离三、六、九，即三面红旗万岁从六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常委会也得到信息:书面报告虽然讨论通过了，但许多干部，特别是地、县两级干部还憋着一肚子气。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广大基层干部的日子就不好过，特别是地、县级干部，上面压、下面骂。因此，他们对造成困难的领导，主要是省级与中央的领导有许多意见，甚至是不满，整个会议弥漫着一股怨气。

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与几位常委商量以后，决定在这次会上，主要解决出气问题，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于是，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吐苦水，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与困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为了解决出气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在讲话中都做了卸包袱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6个问题，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也讲到了让人讲话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真诚的，他确实希望听到下面的呼声，以达到上下通气的目的。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他还讲了秦穆公的故事，说秦国的三个将军打了败仗，被晋国俘虏。后来，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然后继续重用这三个将军。三年以后，秦国使晋军全军覆没。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与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与会代表。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除此之外，大会还强调，要对大跃进时期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进行平反。王任重的话道出了出气会的本质，他说:问题搞清楚了，中央不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追究你们的责任。看起来是人人担担子，实际上是层层放担子，大会达到了出气、满意的效果。

与出气会极不协调的是林彪在1月29日的发言。林彪说:三年以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把大跃进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说成是精神收入付点学费，这真是一番高论。林彪又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了毛主席的话，体会了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少得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对于林彪这个异乎寻常的讲话，毛泽东是接受的。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一个多月以后，当毛泽东看到经过整理的林彪讲话稿时，仍然感到兴奋与宽慰。他作了如下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指示: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但又认为错误不大，没有什么了不得

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责任: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据龚育之回忆，1966年初，在整理毛泽东这篇讲话稿时，他曾提出: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泽东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他，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他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作长篇讲话。

毛泽东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仅仅是高指标、高征购而已。在1961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说过: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不过，毛泽东清楚地感受到弥漫在整个会议的那股怨气。他认识到，只有中央领导人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才能消除怨气，才能推动各级领导的自我反省，才能重新获得主动。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是有限的，他讲得很笼统，很抽象。不过，在个人崇拜的空气已经相当浓厚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在七千人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这一做法本身就使与会者受到深深地触动，有的人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严厉批评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的现象，他说: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还以他自己为例子作了说明: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毛泽东批评得很尖锐，事实也确实如此。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毛泽东批评的锋芒是对着省级党委的负责人的，对于中央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却未提及。

毛泽东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为重要。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的正确使毛泽东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而且在历史上他又有多次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先例。

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但又认为这种探索只能在总路线的基本框架内进行

自从大跃进受挫以来，党内许多同志逐渐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该如何搞？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和绝大部分群众都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1958年冬季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了。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冷静地思考，他终于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与命题: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整个讲话的又一个重点。毛泽东首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过程，然后说道: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说明是站得住脚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要有个过程，而在掌握规律之前，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在一起。

毛泽东始终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缺乏一整套适合实行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因此，他一方面号召全党努力认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又认为这种探索基本上已经完成。他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毛泽东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论述，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在当时对统一全党思想有着积极的作用，并鼓励人们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与此同时，也设置了严格的条条框框，阻碍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与探索。

毛泽东虽然说什么气都可以出，但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与批评

在浓厚的民主气氛下，七千人大会上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研究、讨论，但是，与会者又不是在讨论一切问题。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闪避着一个雷区: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能置疑。

三面红旗是指1958年提出并实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上的主张。调整时期，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能容忍超出这一限度的任何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三面红旗代表着他为之奋斗的理想。

◆1962年2月6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虽然有人提出来要求搞清楚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但是会议没有展开讨论。不过，在大会的小组发言中毕竟有了一些质疑的说法，即使在中央领导层，对于三面红旗的认识也有着若明若暗的分歧。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实际上是对三面红旗怀有疑问甚至批评。

对三面红旗的褒贬，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三面红旗。面对上述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与批评，他马上做出反应。在大会发言中，毛泽东特别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向全党发出了警告。1967年2月，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贵宾巴卢库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个观点，他说:多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毛泽东这段谈话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毛泽东认为，他与中央一线领导的严重分歧始于七千人大会，不过那时还没有公开化；二是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性质是: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在这次大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