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25日，中国东北的军事禁区里，一个身穿棉服、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个同伴，被东北边防军屯垦三团扣留了。日本人举止怪异，态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称是来自东京的农业专家，身上却带着军用地图和枪支。
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军事间谍、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间谍潜入中国，为其侵华野心刺探情报，此时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与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直接相关。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军队逮捕并处决不到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证据确凿的军事间谍案，被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歪曲为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顺着洮儿河的方向，沿县道向西北行进30余公里，有一座安静的边陲小镇——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小镇属于浅山丘陵地带，时至今日，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全部人口也不过2万人左右。对于非本地人来说，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图，恐怕连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何方都不甚明了，更别提察尔森镇。
然而，这样一个人烟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进入了日本人刺探情报的视野范围。
当时，察尔森隶属于兴安屯垦区，是东北边防军屯垦军第三团驻地。所谓屯垦军，是张学良于1928年将炮兵缩编后改编而成的，其任务是屯垦殖边，同时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边陲之地，竟然真的来了外人。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突然，平时少有人来往的团部西侧大路上，出现了四个骑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驰，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仔细一看，为首的人头戴皮帽，帽子上套着一副风镜，身穿棉裤、棉袄，外面还罩一件俄式皮夹克。6月底的察尔森，天气已经转暖，到了穿夹衣的季节，可眼前这几人怎么还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陆鸿勋不由生疑，令士兵将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这一问，疑惑更大了，说汉语，对方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然无人应答。陆鸿勋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于是报告给了时任屯垦三团少校团附（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
董平舆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本人于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他能说得一口相当流利的日语。接到陆鸿勋的报告时，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舆代理团长职务。
他亲自用日语询问四个陌生人，果然，为首的那人开口了。他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前方道路不安，据说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马的俄国人和一名带路的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为首的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调查土质的农业专家吗？董平舆疑虑重重。
不怪董平舆多疑，毕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机密文件《田中奏折》中，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说的索伦山至洮南一带，位于大兴安岭南北分界线处，地势险要，正是满蒙的心腹地带。
况且，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几年，日本间谍就开始为他们的野心在中国建立庞大的间谍网。日本著名的间谍组织乐善堂，曾用三年多时间调查写出《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三册共计2000多页，书中对中国的了解之详细，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关注。
到了日俄战争时强占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更是变本加厉。1907年设立的满铁调查部（课），发展到九一八前后时，足足拥有2000多名骨干分子。东北最大的日本情报组织关东军特务机关，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各地开设的商店、旅馆、妓院、鸦片馆，也有不少是日本间谍的秘密联络点。
据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国东北的各种旅行团、考察团达166个，618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而翻阅《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一书，仅1929年6月被东北官方发现并载入正式文件的、到中国境内勘测地形获取情报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几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会不会又是乔装打扮的间谍？董平舆不能不警惕。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垦三团的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专家、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前局长冯学忠告诉记者。
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思索一下，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对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
董平舆当然不是真的为中村一行的安危担心，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中村几人估计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关玉衡二话没说，连夜赶回了团部。把董平舆呈上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
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的军人身份确凿，获取军事情报的证据摆在眼前，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
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却只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6月26日下午，屯垦三团连级以上干部集中在团部军帐内。关玉衡说明情况后，军帐内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表达了与关玉衡同样的担忧，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有人提出放中村走出去，在路上悄悄杀掉；还有人认为，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
董平舆则直接建议：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秘密处死中村等人，关玉衡最初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思虑再三，觉得公开处置确实像董平舆所说，只是徒惹麻烦。于是，关玉衡提出对中村等人进行二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后决定。
26日晚，夜幕已深，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对中村的第二次审讯开始了。中村大约意识到自己罪责难逃，先是大放厥词：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接着，竟然在审讯现场与三团士兵打斗起来。关玉衡本来不主张刑讯，见此情景，不得不大声喊：捆倒了打！一声令下，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面对众人，气焰更加嚣张，干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领疯狂厮打。直到站在一旁的关玉衡恼怒至极，刷地抽出战刀，中村才收敛了气焰，乖乖地供认其间谍罪行。关玉衡本以为中村这下老实了，谁料，借着在笔录上画押的机会，中村仍不死心，又与官兵厮打起来，甚至还试图夺去士兵的武器，没办法，三团官兵只好将其打晕在地……
谁也没想到，就在双方激烈厮打时，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了下来，掉落在地上。可惜，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审讯的官兵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更没有人想到，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
话说回来，中村的嚣张让关玉衡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双方已经动手，此时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证据在手，恐怕日方也不会善罢甘休。想到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成立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各国领事馆，称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却假冒农业专家进入军事禁区，证据确凿，理在我方，关玉衡和三团干部终于统一意见，下定决心，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这时，时间已是26日午夜12点30分左右，确切地说，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关玉衡生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
不过，关于秘密处决的方法，董平舆的回忆有所不同：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而时任三团二营中尉骑兵中队长的金东复，在《中村事件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
到底是枪决，还是火烧，抑或刀杀，时隔86年，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哪种说法是最准确的。但无论如何，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在察尔森一带消失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带着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所在地向上级报告中村之事，同时，第一时间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罪证托人转呈给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
而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犯的事情，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再三严令之事，最终还是泄密了。关玉衡的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手表掉到门口的脚下，他趁混乱中无人注意便捡起来，就这么悄悄的拿走了。后来他把手表送当铺，结果被川岛芳子查到，李德宝全招供了。最终以此为借口，日本军队就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