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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作了简要介绍,表明了自己欲为新朝效力的心迹。
这份表白的时机颇准,刚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确认政权合法性。
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这让清朝统治者十分满意,顺治帝称:诸传教士“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适当(朕)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岂非天生斯人,以待联创制历法之用哉!”清廷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不仅在朝廷上与满清统治者密切合作,汤若望与顺治的交往日益密切,远超出君臣关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断得到加深。
汤若望曾治好顺治母后博尔济吉特氏以及顺治的未婚妻,由此取得了当时实际掌权的皇太后的敬重,皇太后尊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
《汤若望传》称,汤若望凭学识、阅历洞察到顺治孤独而自尊的内心,“凡是能使皇帝觉得可羞耻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进言的”,把批评、规劝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内,不伤年轻皇帝的面子,而在言辞上又避免过激,注意因势利导。
这种体贴深得顺治之心,据清史专家阎崇年介绍,顺治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19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此后,顺治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在1656年到1657年前间,顺治曾24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呈递了300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帝采纳。
汤若望想使顺治皈依天主教,但清朝统治阶层始终没有人入教,而且在1657年后,顺治开始研究佛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汤若望。不过汤若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仍在,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其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9岁、三子玄烨8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玄烨,二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开创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皇帝康熙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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