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新古文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成就非同一般。其实曾巩的兄弟才华也非常厉害，他们还握有一项纪录，就是曾巩和他的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曾阜是在同一年中进士，对于曾家来说可谓是一炮四响。其实还不止，曾巩的两位女婿也是进士，等于一共是六人统统高中。看到这里不得不问问曾家是有什么独特的教学技巧?实在令人好奇。

1、英雄多磨难

曾巩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迄今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他的文章受到冷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过是最近100年的事。

也就是说，在民国以前的800多年中，曾巩是古文写作领域大神级的人物。只是今人无法领略和感受罢了。

欧阳修在世时，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北宋文坛盟主，地位很高，当时就被称为“今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个席位，即以欧阳修领衔，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赏识才开始扬名。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继承人。在遇到苏轼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认定曾巩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

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是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虽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这段话并无夸张。

事实上，曾巩生前的文名确实很盛，获得的评价也相当高。

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2、当官为民作主

曾巩(1019—1083年)，北宋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字子固。入仕后先任太平州司法参军，1060年经欧阳修举荐，先后任史馆编校，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兼判官告院等职。任京官9年后，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

这一年越州发生饥荒，曾巩就通告所属各县，要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据统计共有十五万石，曾巩同意将这些粮食比正常平仓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出，顺利地度过了饥荒之年。此外春播时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后来他在齐、襄、洪、福、明、毫诸州任地方长官。在所任职之处，他注意除民害，平冤狱，治疫救灾。深受老百姓赞誉。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兄弟之中，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其他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了六个进士，轰动全国。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3、文创治学的高手

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做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从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连唾手可得的文坛盟主之位，也因为苏轼的出现而失去了。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一直在用圣人的标准磨砺自己。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

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