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6日，北京警方截获一份寄往日本的可疑信件，这份信寄往日本东京日洲株氏会社。信封里是一份用罗马拼音写的一份日文报告，信里夹带了一张草图。 北京公安局二队的李龙精通日语，当即对这份报告进行了翻译： CI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执行。 山口隆一 乍一看，这就是一封普通的交货信件，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10月1日”这个日期，映入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眼帘时，他陷入了思索。凭借多年来的战斗经验，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封信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这一猜测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在信封中，随同信件还有一张手绘图纸。 罗部长打开一看，令他大吃一惊，图纸上清晰地绘制了天安门的地形分布，特别是2条醒目的抛物线标注直指城楼上的中心位置，而这个位置正是不久后阅兵式时，国家领导人所处的位置。想到这，罗部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罗部长被这封充满恶意和阴谋的信件震怒了，他找来了工作人员，一起研究信件的始末缘由。 大家一致认同罗部长的判断和猜测：这是一起他国试图在10月1日阅兵仪式上，对天安门发动袭击的策划阴谋，而这次被用来袭击活动的武器，极有可能就是体型较小的迫击炮。 经过专业人员的反复研究确认，罗瑞卿部长立即将信件和研究推测结果转交给了主管反间谍业务的公安部部长杨奇清。 杨奇清在了解完情况后，完全同意罗瑞卿他们的判断。于是，二人火速将情况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即下达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责成公安部迅速破案，在10月1日阅兵之前将所有涉案人员抓获。 得到总理的命令，公安部立即行动，经过数天地摸排调查，很快就掌握了信件中这位属名山口隆一的材料和行动轨迹。 根据他的动向，工作人员确定他就是一名外国间谍，但是信件中提到的袭击活动，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的，他一定还有同党。为了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没有立即将他逮捕，而是用他做诱饵和线索，顺藤摸瓜。 很快，大鱼陆续出现，一个由7名人员组成的庞大间谍组织浮出水面。 除了最初锁定目标的山口隆一，还有北京人马新清，德国人甘斯纳，法国的魏智，意大利人马迪懦、哲立和李安东。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公安机关以雷霆之势，迅速将这些间谍分子逮捕，并对其住所进行了细致的搜索。 搜查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各种间谍物件一应俱全。 除了山口隆一绘制的那份天安门城楼地形图外，还查出了一门八二式迫击炮和270多件各种炮弹和零件、一只手枪、手榴弹、500多发各类炮弹、子弹以及1000多份间谍材料和与美国间谍头子包瑞德来往的38封信件，以及证明上述间谍身份的各种材料等等证据材料。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以及公安机关人员的严格审问下，山口隆一等人最终承认了他们密谋策划这起袭击活动的事实，并供认了活动策划的全过程。 原来，早在解放军大部队进驻北京，建立新中国前夕，山口隆一等人就在北京潜伏下来，准备随时进行间谍活动。 期间他们只是搜集一些相关情报，直到1950年1月，他们接到包瑞德的指示：围绕10月1日阅兵式期间袭击天安门城楼展开间谍活动。企图通过袭击新中国重要领导人，来实现瓦解中华民族的人民政权。 1951年8月17日，此次间谍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接受了人民的审判，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通过这次事件，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出那些披着友好外衣，却在背地里干着破坏和平的外国高官们的真实嘴脸。 就像这次事件的幕后主谋包瑞德，曾经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被特许，对我国开国大典进行全程拍摄，此前他在延安还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授勋。真可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重大间谍案件，但绝不是第一起间谍案。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魔爪一直都没有停止在中国大陆的破坏活动，危害国家领导人的间谍活动也不在少数。 但是，我国的公安部门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每次都能够将他们的间谍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下，维护着建国初期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宁。 我们的国家从弱小到强大，从人民受苦受难到当家做主人，伟大的中华民族日益强大，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是，怀有阴谋的人始终忘我之心不死，各种破坏活动也五花八门，我们公安部门时刻都在保持警惕，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