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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枝五针松 孙英宝绘
（）据中国青年报：前段时间，三年一度的植物科学绘画国际展览会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植物科学画画师孙英宝是受邀参加的两名中国画师之一。但他却筹不出路费，“单位也不怎么支持”。
他只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名“临时工”。在这里画了16年，却画不来一个正式编制。他的“绘图作坊”，就在植物所标本馆的一栋侧楼里。
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就像给植物拍身份证的标准照片，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又要求很强的艺术性。“每当发现了植物新种，都要为它绘制标准图像。”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专家王文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是，这个在西方发展了300多年的画种，在中国只发展了四代，不到一个世纪，“就快要绝种了”。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二代画师、89岁高龄的冯晋庸老先生谈起这个问题，有些激动，“老画师们退的退，死的死，现在全国剩下绘图师已经寥寥无几”。
一支绘图钢笔可以胜过几千万像素的单反相机
孙英宝和另外两个研究员“蜗”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屋子四周的书柜上，摆满了《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手绘濒危植物》等大部头，其中不少植物插图，出自孙英宝之手。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显微镜、一根儿铅笔，两盒墨粉，几支用来绘图的小钢笔，旁边的架子上摆放一摞半透明的硫酸纸。“这差不多是我所有的绘图工具。”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包括周末假期在内的大多数时间里，孙英宝都是和这些绘图工具一起度过。
竹制笔筒里插着的绘图小钢笔是孙英宝的宝贝。这种笔有点像西方的羽毛笔，蘸了墨汁即可进行绘图。笔尖轻蘸墨水，仅需微薄一层，他大拇指微转笔杆，变换笔尖方向，也控制着笔尖力度，植物修长的线条、坚硬的倒刺、柔软的纤毛，纷纷在笔尖呈现。
孙英宝多数时候对着标本画。画广泛分布我国南方的楼梯草，得用铅笔先勾勒出来，上墨时再用绘图特制的小钢笔勾勒一次。“科学绘图是个精细活儿。”像处理楼梯草，得处理5处细节，比如，叶片上的每一根绒毛都不能错位，华亭上的每一处褶皱都不能消除。
“细节是折磨人的事儿。”孙英宝咂么了一下牙花。有时候，他得取来植物的一部分，放到显微镜下解剖，然后画出植株的花序、雄蕊苞片、不具花的茎，甚至茎上的绒毛。
即便是普通的仙人掌，每棵刺的角度都不同。得找刺的规律，看刺的排列顺序，解剖开一丛刺看它与基部怎么结合，甚至还要把刺一根根数出来。“有时候觉得眼睛都要画瞎了。”长时间专注这些细微的东西，抬头看别处，眼前到处蹦跳着各种绒毛和细刺。
到了上墨，精细活儿立马变成了“粗活”。兑墨水，挥刀片，轻轻一刮，远比画线条省事多了。孙英宝办公室里的大部头中的科学画，多是黑白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彩色植物科学画才出现。
“根据干标本也必须靠想象画出立体感，不能画扁的。”冯晋庸说。老一辈的绘图师经常去野外，和植物学者一起，找植物，认活的，“才能对植物有更直观的体验”。
以前画彩色的油茶花，冯晋庸白天扛着行李上山采标本，饿了啃口干馒头，渴了喝口山泉水，晚上睡在茅屋里，借着油灯的亮光分析叶子、花朵的结构特征。如果一天画不完，花蔫了，还得回去重新采。
不像孙英宝等年轻的画师喜欢用钢笔绘画，冯晋庸更习惯用十来根毫毛制作而成的小毛笔。他曾花两天的时间来画松针，提着笔画每一条线的时候连气都不敢喘一口，并且每根松针的两笔还要分出阴阳面。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本草研究时期，就可以看到植物科学画的雏形了。宋代苏颂等编撰的《本草图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朝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都用毛笔以白描的形式，绘制出了植物图像，便于人们识别和利用植物。
但比起发轫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近代植物科学绘画，中国古人的图谱相对写意，可信度和准确性明显不足。
“其实国外没有（植物科学画）这个学科，”王文采院士的学生、分类学专家傅德志告诉记者，“国外没有专门绘植物画的人，在国外这都是画家的事儿。”当时随着欧洲人不断探索新的世界，探险家、科学家、画家联手，以忠实记录的方式描绘新发现的物种。早在200年前，西方植物绘画的作品数量就已达到顶峰，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才出现真正意义的科学绘画。
“科学画是以科学性为美学特征”，孙英宝介绍说，“首先不见得要漂亮，必须要和植株一模一样。”在一张植物科学绘图上，常常还配有很多小图，用以表现出植株各方面的特征，如果实的纵剖面、花蕊的长短分布等。
在这位个子不高，留着平头的绘图师看来，一支绘图钢笔可以胜过几千万像素的单反相机。相机只能捕捉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把发芽期、花期等不同时期的特征摆在一起，同时要把植物的刚毛、柔毛、绢毛等不同细节描绘出来，都得靠笔“画”出来。
“相机拍的是机械图，而绘画的是对植物的认识，传递更多的科学信息。”孙英宝如此理解。师承中国植物科学画奠基人冯澄如的绘图师冯晋庸则指出，相机对植株的记录，不一定能把科学的角度都找出来，缺少科学化和细致的表达力。
而在画师张瑜看来，科学绘图还有一个相机无法比拟的功能：科学画可以将小到分子，大到特殊生态系统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位在《博物》杂志任插图编辑的科学画画师，在其绘制的一幅“池塘生态系统”的特征图中，从水底的生物，到水面上的芦苇和动物，以及天上飞禽，全部通过一个横切面展现出来。“如果拿相机去照，无论如何达不到那效果。”
几百幅科学画卖不过一幅国画
但是张瑜坦言，这样一幅费时数周的生境图，稿酬却很有限。“一般也就二三百块。”张瑜有些无奈，“市场上基本就这个价。”
这也是其他植物科学画师遇到的问题。孙英宝每张图的稿费平均200元钱左右。有时候一张图从查资料、到构思、再到绘图上墨，要耗时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绘制发现的植物新种稿费一般会高些，有的能到500块。”
相比起来，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科学绘图师白建鲁的付出显得更加廉价。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帮别人画一张科学图也就几十元钱。这位冯晋庸的关门弟子、画了32年科学图的画师，可能是甘肃省仅有的一位科学画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位于广州的华南植物研究所。刘运笑是该所唯一一位植物科学画师。从2000年工作至今，她见到一批批来所里绘图的年轻人因为工资太低而走掉。如今，她曾经的同事有的当了大老板，有的转行做图片设计也收入不低，只有她现在还是“月光族”。
但是在国外，植物绘图的行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傅德志介绍，在国外，这种画都是按艺术品来出售，几百上千美元的都有。
1992年，南非埃菲德拉美术馆举办世界植物艺术画展，冯晋庸的《浙江红花油茶》被选为大展唯一招贴画。随后，该画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出价是1600美元。冯晋庸本人倒也没有遗憾：“现在时代不一样，画家的画多值钱，植物画画出来给谁啊，没人看。”
如今，冯晋庸自20年前画完最后一幅植物科学画，将它锁进书桌的一个大抽屉里后，再也没有拿起过绘图用的小毛笔。他现在画的最多的是国画，有时三四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幅。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科院美术协会主席的他，如今的国画作品市场行情在专业人士看来，数万元一平方尺—可以抵得上几百幅植物科学画—但他从来没卖过。
冯晋庸是冯澄如先生的得意门生，也是冯澄如1943年创办的“江南美专”走出的中国第一批科学绘图师。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使得近代植物学知识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植物科学画。
1957年, 冯澄如编写出版了《生物绘图法》，是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第二年，他的弟子冯晋庸，和刘春荣、张荣厚等老一辈科学画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举办“植物科学画训练班”，为《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各地方志书等著作的编写，培养了20多名学生。
“这是中国第三代植物科学画师，”孙英宝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我算是第四代。”据他了解，因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制，植物科学画迎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繁荣期。
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中国植物志》是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花45年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并荣获2010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当时光北京植物所的画师就有20几人。”孙英宝说。
没有项目就带不了绘图师
但是，《中国植物志》也是科学绘画的转折点。“《中国植物志》是个大项目，能带不少人”，编撰者之一的傅德志说，“没这个项目，也就带不了那么多绘图师了。”
“40年了，植物科学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中科院植物所老一辈绘图师张泰利感慨道。《中国植物志》的完成，她这一代绘图师大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如今，全国还在专职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到10位。像昆明植物所之前的绘图组也早已解散，主任曾孝濂退休后改画艺术画，并设计邮票，画师杨建昆则转行做起了民族植物志研究。
“我们快要绝种了。”孙英宝多次面对媒体如此感叹。2007年，他准备要走，因为觉得“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科学画，尤其植物科学画没有地位不被人重视”。傅德志的一再劝说，才挽留住这位稀缺的画师。
但植物所的科学绘图师依然处于紧缺状态。标本馆陈又生研究员主编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菊科部分，目前文字部分已经完成七八成，但是“就卡在了植物科学图上”，有时不得不请人帮忙绘图。
白建鲁跟着冯晋庸学成回到甘肃，还兼画动物、昆虫、人体、化学，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通百通”。但他自己清楚，“在甘肃，科学绘图师太稀缺了”。正在编撰的《甘肃植物志》出了前两卷，后面的六卷都进展缓慢，“主要还是图”。
傅德志告诉记者，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统计整理出的植物总数有43641种，是世界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植物志》收录的植物只有3万多种。有人提出了“后植物志时代”的概念，冯晋庸听了连连默念：“又有点希望了，又有点希望了”。而二十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冯晋庸本有出一本个人科学绘图专著的打算，但看到这一行业的急剧衰落便泄了气。
王文采院士看起来倒不怎么兴奋。“在国外，植物标本的采集已经很全面了，而我国疆域太大了，采集空白区还有很多。”在他看来，进行标本采集是一道不小的坎儿，迈过这道坎儿的关键，在于“领导重视”。
他对植物科学画的现状也忧心忡忡。“法规规定，发现新种，最好有图，不然不被承认。”今年到现在，王文采发现的楼梯草新种就有20多种，每一种都会让孙英宝完成绘制，才能将发现新种的论文发表。
“有图就可以鉴定标本了，很好的图能够很好地了解。”王文采指着论文插图告诉记者，只是一些花序的差别，就是一个新物种，通过科学绘图可以一目了然。
事实上，植物科学画的衰落和王文采院士研究的植物分类学的衰落有很大关系。早在3年前，他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分类学同样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反过来，在孙英宝看来，植物科学画面临的困境，也会影响分类学的发展，“至少让这个学科变得更枯燥了”。
曾经有浙江美院的学生来跟冯晋庸学科学画，但是画着画着就没了兴致。“又不能卖，也没钱，屁股坐不下来，年轻人他就不干。”冯晋庸的夫人，同样是画了一辈子科学画的许梅娟说。
几年前，孙英宝按照《中国植物志》第一卷后面绘图人员名单，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试图联系所有健在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并准备开个研讨会。但让他失望的是，大多都已联系不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托人去拜访冯晋庸的同门师兄、冯澄如之子冯贵元。老爷子退休后在家养起了鸟，一提到植物科学画，老爷子立马板起了脸：“什么画？早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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