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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这就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

　　这位在位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朱元璋的遗诏里说他“明仁孝友”，可称是仁德之君，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若无篡逆之乱，必修德安民，开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安心做一个藩王，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

　　而观其一生的“善举”，事实也似乎如此，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朱允炆即大刀阔斧，对朱元璋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史称“建文新政”。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建文”一样，与前代的“洪武”相对，施行重文臣，兴儒学的“仁政”。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冤案”，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从宽”，赦免无辜者数万人。许多被朱元璋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进而修订《大明律》，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机构精简”，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但有些部门则进行“机构扩充”，如翰林院和国子监。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人组成的“参议”，即后来明“内阁”的雏形。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改为轻徭薄赋。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上述种种“善政”，六百年来史不绝书。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诸如“内阁”等制度，文臣治国的理念，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家对其评价甚高，由此不足为怪。

　　既是“善政”，又为何招致战乱呢?这就是靖难之役的“导火索”—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

　　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黄子澄曾宽慰他说：“汉景帝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七国之乱，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

　　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璋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最终放虎归山，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而在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自己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汉朝“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乱”，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诫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口号，拉响了持续三年的“靖难之役”的大幕。

　　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防区”，此时尽皆攻克，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

　　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

　　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

　　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朱元璋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其间数次以少胜多，击败朱元璋劲敌张士诚的疯狂进攻。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火速堪乱”。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杨忠部，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死守真定，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终将局面拖入对“中央军”有利的相持战轨道。岂料后院起火，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战而摧锋”，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两年后，坐稳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之赐死。

　　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又一次获胜机会，又这样轻易的放弃。放弃的表面原因，是“帝师”黄子澄对李景隆的倾力推荐。君臣短视，急功近利，又怎能不败。

　　建文帝很快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建文元年11月，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攻北平不克，被朱棣击溃，继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在白沟河与朱棣决战，以众击寡下，竟然在战局相持阶段临阵崩盘，导致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用人不当的结果，很快就以战场上的崩溃来“埋单”。北方战场，几乎败至不可收拾。

　　好在危难时刻见英雄，先是山东布政使铁弦死守济南府达三月，硬是顶住了朱棣的攻势，保住了山东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将军盛庸率部在山东东昌与朱棣鏖战，凭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骑兵，歼敌一万多人，兴奋得建文帝忙向太庙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转守为攻，派盛庸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朱棣，双方在夹河鏖战，尽管盛庸败阵，却也杀掠朱棣部燕军甚重，尤其搞笑的是，两战之中，朱棣数次陷入盛庸火枪队的重围，却皆因建文帝“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训诫，令朱棣平安突围而去，否则这场惨烈的鏖战，或许早已划上句号。

　　此时历史再次给了建文帝机会，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三年，双方在山东，河北一线相持，互有胜负，谁也进退不得。但是在补给，资源，人心等各方面远占优势的建文帝一方，在这种消耗战里的位置显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战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对谋士姚广孝戏言说：“早知今日，不如归家做一平头百姓”。急得姚广孝愤然大呼：“殿下，若败我等恐连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战之心。

　　绝境之下，朱棣铤而走险，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轻骑绕开明军山东防区，大迂回直捣南京，兵临长江沿岸宿州，明将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与朱棣相持，双方互有杀伤，而明将盛庸则抄后路，断绝朱棣后援补给，明将徐辉祖(徐达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将朱棣陷入合围。前后夹击下，朱棣屋漏偏遇连夜雨，军中瘟疫流行，死伤大半，诸多将领也纷纷苦劝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这位筹谋叛乱多年的王爷，此时腹背受敌，终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瓮中捉鳖”，结束靖难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军连捷后，“大儒”方孝孺担心“京城兵力单薄”，劝说建文帝回兵守卫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一纸调令，淝河一线“中央军”尽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马与朱棣周旋，而此时，背水一搏的朱棣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攻击，结果平安部大溃，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军”，也被朱棣发动“骑兵的机动性”，于沿途尽数消灭。一纸调令，终亲手毁掉了建文帝最后的“嫡系部队”。然而就是朱棣节节胜利，连下蚌埠，泗州，扬州，兵临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并向“恩师”方孝孺继续问计，这位帮了无数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终蹦出一句：“长江自古天险，京城坚固，可挡百万兵”。

　　但这次方孝孺说的是实话，京城尚有几万残兵，出战虽不能，据城防御却尚可。外出求救的齐泰，黄子澄也初见成效，几支“勤王”兵正火速赶来。这是建文帝最后的机会---坚守待援，成败的关键，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坚定了这一选择，他拒绝了群臣要求“迁都”的建议，下令整治城防，准备决战。

　　防御的重任，却交给了一个最不该交给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结朱棣，打开城门，燕军兵不血刃破城。走投无路的建文帝在皇宫里焚起一把大火，然后不知所终---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却是最无可挽救的错误。

　　来龙去脉讲完，或可对建文帝有一个综合的评价。

　　他勤政爱民，宽厚仁慈，友爱亲族，施行仁政，在位四年除“靖难之役”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仁君”的标准。他所创立的制度，许多也为后世明朝帝君所延续，也似有远见卓识，有关他的失败，后人更多的归结为方孝孺，黄子澄，齐泰三位大臣“腐儒误国”，可细细盘点，削藩之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自失良机，大战初起，发“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圣谕，贻笑大方，初战失利，不由分说撤换了彼时中国最杰出的“防御战专家”耿炳文，启用毫无作战经验的“花花公子”李景隆，战场局面转机时，却误信人言，发圣旨“瞎指挥”，断送大好战局，兵临城下时，再次用人不当，最终彻底败亡。观这个素来被认为“可怜”的皇帝，累累昏招，却正见其“可悲”之处。

　　而与他英年早逝的父亲朱标相比，“宽仁孝友”“礼贤尊儒”，确实“形似”，治国经验匮乏，缺少理政经验，这是年龄造成的差距，也可在实际中锤炼。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标“外柔内刚”的本性，大是大非面前敢坚持，外面宽柔，内心果敢的朱标，是败亡的朱允炆未曾学会的，步步昏招，实则来自于此。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圣君”，最应有的素质。

　　恰如海外华人学者黄仁宇对建文帝的评价：即使没有那场战乱(靖难之役)，朱允炆也注定不是一个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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