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南北朝时期“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的相关内容：一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概念，它对于研究北朝隋唐社会政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陈寅恪曾详论关陇集团特有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内涵：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

一 关陇集团 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概念，它对于研究北朝隋唐社会政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陈寅恪曾详论 关陇集团 特有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内涵：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 关中本位政策 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 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境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既阳傅周卒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北魏末年，边塞 六镇 鲜卑军将叛乱愈烈，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其后遂形成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与南朝梁陈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三者之中，西魏北周的人财、地利最为轻弱。宇文泰建立西魏之初，为了能够在与东魏、萧梁的对峙中生存自强，一方面针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诸多弊政，进行政治经济军事诸项实际的改革。譬如实行唯贤是举的政策，这对魏晋南北朝的门资制度是有力的反拨广募关陇豪右，实施府兵制，将鲜卑军队与关陇豪右乡兵融为一体，有利于增强战斗力；推行均田制，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赐汉族将领以鲜卑姓并关中土地，改西迁关陇的山东人郡望为关陇郡望，藉此弥合胡汉民族裂隙、增强胡汉人群互信等等；一方面则另辟蹊径，图谋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化统绪。陈寅恪指出，宇文泰的文化策略 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而这种汉化，又须有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的二文化系统。 换言之，就是要脱离萧梁、东魏所承绪的汉魏西晋以来的文化传统与礼制制度，削除南朝中原礼制文化对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优势文化挤压，跳出文化体系孰正孰伪的制约，确立西魏自身立国的文化根本。具体而言，就是要立足关陇姬周旧土，承续姬周、刘汉传统，借助苏绰等关中经学世家之力，在萧梁、东魏之外，建立一个以《周礼》为核心的姬周礼制文化系统，作为西魏立国的文化根本与文化基础。这个文化系统是维系西魏胡汉及各地域人群的独立文化内核，它不属于以萧梁为代表的汉魏两晋中原文化体系，并依靠独立的文化内涵极力排斥南朝中原文化的干扰与威胁。 这个《周礼》礼制文化系统，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 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 。周礼文化系统的旧文旧制不可能适应南北朝政治的实际需要，但这并不妨碍它与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并行不悖。这是由于宇文泰及其 关陇集团 更多的是将《周礼》文化体系当作彪炳自身文化地位的一种标志、一种旗帜，也就是说，《周礼》礼制文化系统的象征性要远远大于其实用性。 在当时，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与滞留北方的汉族士人，非常重视修习《周礼》。早在北魏时期，魏道武帝拓跋便向汉人李先讨教 益人神智 的善书，李先向他推荐了包括《周礼》在内的诸多 治化之典 (事见《魏书》卷33《李先传》)。在先秦儒家典籍当中，《周礼》与安邦定制的关系也最密切。钱穆说： 《周礼》 把极高玄的理想，在极繁密的制度中表达。这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对于控制人事能力创造政治理想具有一种极优越的天才的具体表现。此后如西汉末年之王莽、北周时代之苏绰，皆多少依据《周礼》来做变法之张本。 总之， 关陇集团 为了在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有力的策略，在文化上也拥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策略与思想，这些文化策略与思想对于巩固西魏以及之后的北周政权有重要影响，其中，关于文学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化策略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魏文帝大统十年(544)，宇文泰鉴于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 遂令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 为大诰，奏行之。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周书苏绰传》)这篇《大诰》的内容虽然主要涉及王化德政之道，但由于它的写作与纠正浮华文章风气有直接关系，因此其中也涉及到文章风气的变迁与革新： 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只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乎朕心，悖德允元，惟厥难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廒伪，崇厥诚。 这篇大诰可看作是关陇集团在形成崛起之始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代表了它基本的文学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从西周以来，直至秦汉，世道沦丧，时弊因袭，尤其自魏晋以来，文风浮华，人心浇薄，风气久未更化；(2)要革除浮华的文风与世风，必须以 穆俗兴化 ，而欲 穆俗兴化 就必须继承先王忠烈之志，与君王同心同力，艰苦慎行，丝毫不能懈怠，(3)要彻底革除魏晋以来的华诞之风，必须抛弃浮华，坚持笃实，反对伪善，崇尚忠诚。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宇文泰、苏绰等人纠正浮华文风主要不是从文学文章本身出发，而是首先从王政道德人心出发，也就是说，只有崇尚忠诚、笃实的品德，弃绝伪善、浮华的品质，只有忠诚于王道、同心协力，方能够真正改善浮华的文风世风。《大诰》实际上将文章的浮华风气与浇薄的社会政治风气完全混同起来，这当然是关注到文学风气与社会政治风气之间的联系，但却忽略或者说有意淡化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关陇集团的观念之中，决定文学本质的并不是文学的情感、审美与形式，而是崇高醇厚的政治品德与个人品性。进一步讲，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情感与审美，而是政治与道德，它直接决定着文章的风格、人心的正邪、世道与政治的风气。因此，《大诰》的内容与形式均与文学的情感、审美关系甚微，严格来说，它就是一种实用的诰誓文体，以《大诰》作为天下文笔的楷模，事实上就是以实用文体写作取代真正的文学写作、审美写作，这也就相当于取消了真正的文学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西魏北周时期，关陇集团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就是：文章、文学与政治、道德的风格风气没有本质差别，是完全一致的。改造文章、文学风气就是在改造政治风气、道德人心，因此，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于扭转政治风气与文章风气都可以适用。可见，在关陇集团初创之始，他们对文学功能与本质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政治与道德层面，而苏绰的《大诰》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关陇集团立足政治、道德本位的文学观乃是关陇集团形成崛起之始，政治改革与革新的产物，也是三足鼎立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西魏文帝大统十年(544)，在颁行《大诰》之前，宇文泰 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 ，命苏绰 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 (《周书苏绰传》)，史称 大统改制 。六条诏书的核心内容是 先治心 、 敦教化 、 尽地利 、 擢贤良 、 恤狱讼 、 均赋役 ，制定与施行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消除、改革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与制度，而这些现象与制度大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与弊端。 苏绰指出， 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 (《周书苏绰传》)这是对南北朝以来数百年动荡政局的高度概括。在他看来，要结束乱世、治国治民，首要任务是治心、治身与教化。治心、治身的根本在于 得至公之理 ，在于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 敦教化 的根本则在于 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 ，这样才能使 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 ，而 衰弊之风 方能消亡，乱世方能结束，天下方能自治。苏绰指出，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 他认为：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 这是对汉末魏晋以来逐渐腐朽之选举制度的否定，为以后隋朝创立进步合理的科举制奠定了基础。此外， 尽地利 、 均赋税 、 恤狱讼 也都是分别针对鲜卑民族不习农耕作业、 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 (《北史苏威传》) 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 (《周书苏绰传》)等现实制度弊端而发的。 大统改制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在于道德人心的教化与变革，在苏绰看来，治心与修身方能保持至公之理，而至公之理则是贯彻实施 尽地利 、 擢贤良 、 恤狱讼 、 均赋役 的基础与前提。由此可见，端正、朴素、淳厚的道德人心乃是关陇集团推行政治革新的基石与起点，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关陇集团文学观念形成的出发点。 在六条诏书 恤狱讼 中，苏绰指出：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 性善情恶论发济于董仲舒以来之性有善有恶论，北朝的儒学继承汉代儒学学统，对人性论也多有发明： 人之禀气，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 (《刘子防欲第二》)苏绰的性善情恶论一方面来源于北朝儒学的人性论，同时也是对南北朝以来人性论思想成果的总结。认为人的本性至性是向善的因素，而人的情感情绪则是向恶的因素，有了这个鉴别善恶的标准，赏罚自然分明。而如果赏罚不分明，颠倒了善恶，性情，以情为善，以性为恶，那就会导致 民无所措手足 ， 怨叛之心生 ，就会 伤天心、犯和气 ， 王道 甚至也会 为之倾覆 。因此，对待善恶、性情问题， 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因此，对于那些因情而生恶的 背道者 ，必须 杀一利百，以清王化 。 可见，情感、情绪乃至抒情问题，在宇文泰、苏绰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看来，是人心之中的向恶因素，其所以向恶，乃是因为它不利于维护纯朴、敦厚、和睦、稳定的道德人心，当然也就不利于维护淳素、务实、端正的政治品行与政治秩序。对于宇文泰而言，最大的人性之善便是纲常有序，民心和睦，最大的人性之恶便是浮华奸邪的民风人心，便是对关陇集团政治稳定的破坏与扰乱，而南北朝以来摇曳多姿、绚丽多彩的情感、抒情文学就不幸成为浮华世风人心的一种象征。对于偏居西北一隅的关陇集团而言，为了与拥有强大优势的东魏北齐、萧梁相抗衡，他们不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 太祖 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 太祖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 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 (《周书文帝本纪》) 这些重要举措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与关陇集团俭朴、简约、高效的政治风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索之风，庶几可反。 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 (《周书文帝本纪》) 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 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中。 终能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 (《周书苏绰传》)对于这种简约、质朴、下肃上尊的政治风气而言，繁辞丽句、巧言美语的文学写作显然过于奢华、过于浮华，它们在精神气质与思想个性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在关陇集团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务实、淳素的政治、道德观念成为它成长的起点与理想归宿，而《大诰》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念恰恰就是这种政治、道德观念与历史发展历程的折射与反映。在这里，审美、情感与形式，这些标志着文学本质特性的因素被暂时搁置，审美的权力让位于社会生存发展的权力。 二 魏周时期关陇集团以政治、道德为本位的文学观念，在隋朝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隋文帝的个性趣味与宇文泰颇为相似： 上 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 除了性喜俭朴之外，他更 不悦诗书 乃至 废除学校。 (《隋书文帝本纪》)对于浮华的文风、艳丽的辞藻，隋文帝非常反感，曾专门下诏予以禁绝：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 (《隋书文学传》)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隋书李谔传》)这种企图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扭转浮华文风的做法与宇文泰也颇为相近。 隋文帝开皇四年(585)，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文帝，请求遏止华艳文风，这篇《上隋文帝论文书》强调教化之民应当 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也就是说，教化之民的本质在于淳和的道德品质，那些 上书献赋，制诔镌铭 ，也都应当符合这个道德标准，做到 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以此为理论依据，李谔对建安以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隋书李谔传》) 对于李谔这封文书的观点，隋文帝深表赞同， 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隋书李谔传》)可以说，李谔的文学观代表了隋文帝及其关陇集团的文学观念。 苏绰的《大诰》与李谔的《论文书》展现出关陇集团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轨迹与线索。 李谔与苏绰的根本用意都在于倡导淳厚忠信的政治风气、道德品格。但苏绰《大浩》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于为政为德之道，而《论文书》的倡导之议是从文学批评出发的。在李谔看来，建安、齐梁文学造成了 好雕虫之小艺 而 忽君人之大道 的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朝廷据文学以擢士，大开利禄之门，世人对文学日益好尚，却不再关心儒家圣贤的经典学说，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思想堕落，道德沦丧，政治混乱。总之，苏绰的《大浩》基本没有涉及文学本身的问题，事实上是以取消文学或者说将文学与政治道德完全混同的观念表达了自身的文学观；李谔的《论文书》则不同，他并没有将文学与政治、道德完全混同起来，也并没有取消文学或者无视它的存在，而是极力的批评对文学的好尚有损于人们对儒家经典思想道德的关注，对个人道德品行的关注，并指出，对文学的片面好尚与关注，最终会导致政治风气的衰落，政治秩序的混乱。与《大诰》相比，《论文书》最大进步在于承认文学特有的审美与情感特征，但同时指出文学的这种特性将会直接影响到政治风气的优劣与政治的兴亡，将文学创作之道与治国安邦之道完全对立起来了。 其次、苏绰的《大诰》产生于关陇集团初创崛起之始，从本质上来说，《大诰》就是 大统改制 的产物，也是西魏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成果，它具有强烈的政治与道德属性。《大诰》产生之时，王褒、庾信尚未入魏周，彼时虽然东魏北齐与南朝萧梁的文学创作相当活跃且日益成熟，但在西魏北周本土，却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家，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文学创作环境。《大诰》的写作虽然处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发展的总进程中，但具体而言，《大诰》的写作却是处在西魏这个相对隔绝的小环境、小地域中。因此，《大诰》的产生及其观点距离真实的文学创作实践较远，距离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最新水平也较远，但却真实的反映了西魏时期关陇集团的文学观念水平。 在《大诰》写作时期，关陇集团只是与东魏、萧梁三足鼎立的一个地域性军事集团，其核心成员绝大多数为六镇鲜卑军人与关陇地区的豪右望族，它所施行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策略，是为了能够在三足对峙的政治格局中谋求生存发展，其间多有权宜之计。它们 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 终以出于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 比如，宇文泰奏行《大诰》，诏令天下 文笔皆依此体 ， 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从这个角度而论，《大诰》本身又具有比较突出的地域性特点与地方政治集团色彩。 李谔《论文书》产生的背景则完全不同。隋朝最终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的疆域，关陇集团由偏居关陇一隅的地方政治集团一跃而成为面向全国的中央统治集团，集团核心成员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开始由原来单一的 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渐渐演变为有江左、山东人物加入。例如苏绰之子苏威，时与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 五贵 。 (《隋书苏威传》)其中苏威、宇文述算是关陇军政人物，而裴矩、裴蕴、虞世基则分别属于山东、江左人氏，而且均为文臣，并非有武力者。可见杨隋时期关陇集团的内部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明关陇集团开始从一个地域性的政治集团正在逐渐向中央化的政治集团过渡。 与此相应的是，杨隋时期的文学创作与魏周时期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与魏周尤其是西魏时期寥落的文学创作相比，隋朝诗坛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来分散在各个地域的诗人，在创作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一统王朝广袤的地域空间赋予隋诗旷达、开放的精神气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地理背景的区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使得诗人们能够以一种比较超脱的目光投入诗歌创作。隋诗表现出不拘于地理一隅的开阔视界，以兼容的视角来组织诗歌题材。同时，在隋文帝、炀帝的主持下，关陇集团也开始立足姬周传统与汉晋学术，融汇南朝与山东典章制度，修订有隋一代新的礼乐制度 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它的序幕，代表关陇集团全新的文学思想观念也要呼之欲出了。然而，隋文帝对待文学的态度以及李谔的《文书》都没有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他们的观念并没有超越汉魏六朝以来儒家诗教说的藩篱，所不同的是，他们将文学的政治功能提高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这种文学观念的局限性，一方面与隋代文学尚未形成成熟风格有关，也与儒家文学观念自身的局限有关，同时，杨隋时期关陇集团与汉魏中原礼制文化的微妙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前文曾述，宇文泰以《周礼》文化体系作为关陇集团的本位文化，不过是取其名号，借以维系胡汉各族人心，实为权宜之计。因此《周礼》礼制文化体系在关陇集团发展中地位的变化，就成为关陇集团是否由胡汉杂糅的地域性集团演变为完全汉化之中央化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北周武帝之前，关陇集团礼制多采《周礼》与《仪礼》，从武帝开始，更加重视《礼记》，与魏晋以来中原地区的礼制文化传统较为接近。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修订隋礼，吸收了北齐舆服制度中的汉化成果，但冠服制度尚未完全汉化，依然有胡化成允 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 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 周执谦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 (《隋书礼仪志》)这些都说明隋文帝时期关陇集团在礼制文化方面尚未完全进入魏晋六朝以来中原文化的统绪之中，距离完全的汉化尚有一定距离。 中古时期释奠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它通过祭祀先圣、先师来树立文化偶像，确立文化信仰，表明一个王朝的文化价值取向。西魏北周时期依据《周礼》立制，周公必然成为供奉的偶像，然而从北周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同时供奉周公与孔子，显示出关陇集团开始朝汉魏以来中原文化的靠拢。隋文帝时期释奠礼的供奉记载不明，但从一则记载中却可以看出隋文帝君臣当时对山东、南朝文化的偏见；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 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 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 诚然，隋文帝君臣在修注礼仪之时，也多采东魏北齐并南朝礼仪，但从牛弘的奏疏中却依然可以窥见关陇集团对山东、南朝文化的地域性偏见，究其实质，乃是关陇集团虽然以武力统一南北，但其自身尚未完成由地域性军事集团向中央化政治集团的角色转化，其文化源流尚未能完全融入汉魏中原文化的统绪之中，因此造成大一统政治地位与地域性文化视野的矛盾冲突与角色错位。 礼制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如是。隋朝统一后，对其他地域士人集团的政策也影响到有隋一代的统一进程。隋文帝不断提高关陇集团的政治、社会地位，建立起以关陇贵族为政治核心集团的政治秩序，将其他地域集团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其结果反而造成关陇集团与这些地域集团的对立。 综上所述，隋文帝虽然借助武力统一了全国，但是在礼制文化、地域集团利益关系等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做好统一整合的准备，隋文帝、李谔所表现出的文学思想观念，之所以与关陇集团初创崛起之时没有太大的差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并没有完全确立起以中原文化为文化坐标的文化体系。文学观念的政治化与道德化固然是儒家诗教说传统的继承发展，但从宇文泰到杨坚，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缓慢发展与演变，恰恰反映了关陇集团文化体制、政治体制向大一统王朝转型的历史进程。需要在这里提到的是，隋朝儒者王通以周公、孔子自任，他所编写的《续诗》分为 化 、 政 、 颂 、 叹 四部分，起自六代之始的东晋，中经宋、北魏、西魏、北周，终于隋朝，他要在这动乱的六代中，研究 兴衰之际 的经验教训，表达他明王道的思想。其实，王通的目的是想要表达能够代表有隋大一统王朝的文学观，但是由于他将王道而不是文学创作实践、文学的情感性与审美性作为文学思想观念的核心与基石，就使得他的文学思想观念终究还是不能跳出诗教说的藩篱，只能在文学本质的外围徘徊。但王通的这种努力却预示着文学家们对大一统文学思想观念的追求正在一步步走近，只是，那最终摘取文学思想桂冠的任务要由初唐的文学家们来完成了。 责任编辑 王秀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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