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芽的历史有哪些呢？
答：豆芽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1000年前历史依据是：据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每逢农历七月七日，东京城里“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
《抱朴子》的历史价值有哪些？
此书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包罗较系统的道教理论和方术，并保存不少化学、天文、医药等方面的科技史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外篇则多言人间得失，世事藏否，反映出作者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其说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具有“内道外儒”之特色。
都江堰的历史价值有哪些？
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饭店的发展历史有哪些呢？
世界饭店业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
1. 古代客栈时期（12 世纪一18 世纪），客栈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期的客栈，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是为适应古代国家的外交交往、宗教和商业旅行、帝王和贵族巡游等活动的要求而产生的。
2. 豪华饭店时期（18 世纪末一19 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旅游开始成为一种经济活动，专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豪华饭店应运而生。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许多以“饭店”命名的住宿设施。
3. 商业饭店时期（19 世纪末一20 世纪50 年代）商业饭店时期，是世界各国饭店最为活跃的时代．是饭店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使饭店业最终成为以一般平民为服务对象的产业，它从各个方面莫定了现代饭店业的基础。
4. 现代新型饭店时期（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队复和繁荣，人口的迅速增长，世界上出现了国际性的大众化旅游。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外出旅游和享受饭店服务的人们迅速扩大，加快了旅游活动的普及化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频繁化。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饭店业由此进入到了现代饭店时期。
扩展资料：
旅游和商务活动自古有之，饭店餐馆就应运而生。相传欧洲最初的食宿设施约始于古罗马时期，其发展进程经历了所谓古代客栈时期、大饭店时期、商业饭店时期等阶段，其间几经波折起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地随着经济形势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进入了新型饭店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庞大独立的饭店行业。
参考资料：
桥梁的历史发展有哪些呢？
追溯到人类诞生时,桥梁与人类是共同发展的,桥梁的历史就是人类存在的历史,在远古,原始人在追逐猎物时,经过小河流,原始人就会用树干搭在两岸,好过河,这就是桥梁的由来,所以说桥梁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
中国桥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氏族公社时代，到了1000多年前的隋、唐、宋三代，古代桥梁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在最近的1000年中，中国的桥梁技术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脚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的出现距今仅100多年历史，而且是由外国人建造的。从钱塘江大桥算起，中国人自己设计现代桥梁的历史还不足70年；从南京长江大桥算起，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大型桥梁的历史仅34年。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桥梁的成就才使我们重新无愧于祖先地站到了世界前列，这是中国桥梁建设的伟大复兴时代。
梁桥的新生
梁桥作为最简单实用的桥型，在桥梁史上出现得最早，在中国古代曾被拱桥的光环所湮没，但却是现代桥梁的始作俑者。现代梁桥技术中，钢板梁桥和钢桁架梁桥出现得最早，以后，混凝土桥梁以其经济性和便于维护的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桥和连续梁桥在八十年代以后得到广泛采用，成为长桥和大跨径桥梁的主要桥型。浙江省瑞安飞云江桥最大跨径62米，桥长1722米，是中国当时最大跨径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公路桥。八十年代以来，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成为中国公路桥梁的重要桥型。1984年建成的湖北省沙洋汉江桥是首座跨径超过100米的连续梁桥，跨径100米以上的连续梁桥还有广东省广州大桥、江门外海桥、惠州东江桥、湖南省常德沅江桥、贵州省思南乌江桥、天津市永定新河华北桥、湖北省宜城汉江桥、宜昌乐天溪桥、江苏省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北汊桥等，其中南京长江第二大桥北汊桥的最大跨径达到165米，外海桥的连续长度达到880米。
作为现代梁桥的分支连续刚构、斜腿刚构等新桥型在八十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1年中国跨径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斜腿刚构桥浊漳河桥建成，此桥是邯（郸）长（治）铁路上的一座大型桥梁，位于山西省黎城和潞城交界处，跨越两岸陡峭的浊漳河，主跨达到82米。
1982年底，另一座更大的钢箱型斜腿刚构桥落成。 这就是位于陕西省安康水电站铁路专用线上的安康汉江桥，主跨达176米，是当时世界跨径最大的钢斜腿刚构铁路桥。
1988年在广东省广州市郊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跨径连续刚构桥洛溪大桥。大桥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渡口，跨珠江后航道，全长1916.04米，为4孔一联三向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桥，最大跨径180米，桥面净宽15米，该桥建设既吸取了中国修建数十座T形刚构的经验，又研究了国外同类桥梁的成熟技术，最大跨径180米，在当时已居亚州同类桥型首位。
洛溪大桥为九十年代连续刚构桥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并成就了虎门大桥辅航道桥跨径纪录。1997年4月建成通车的虎门大桥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中部虎门古炮台，连接广深、广珠两条高速公路，是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辅航道桥是主桥的组成部分，桥型为三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箱型梁，其主航道桥以888米的跨度在当时居全国悬索桥之首，辅航道桥则更以270米的跨径一举夺得连续刚构桥当时的世界纪录。
“拱桥王国”的复兴
因为赵州桥等一批古代拱桥的惊人成就，中国一直被誉为“拱桥王国”。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后，钢材和混凝土材料的出现，也没有完全动摇中国传统石拱桥的根基。中国人基于对“拱”的理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创造了双曲拱桥这一令当时的中国人骄傲的桥型。
八十年代以后，钢筋混凝土箱形拱桥、刚架拱桥以及桁式组合拱桥等多种桥型渐渐取代了石拱桥和双曲拱桥的地位，缆索吊装，转体施工、劲性骨架浇筑等多种工艺日臻完善。1987年，四川省采用转体施工法相继建成巫山龙门桥和涪陵乌江桥两座上承式箱形拱桥，跨径达到122米和200米。
1990年四川省在宜宾市建成的小南门桥，跨径达到240米，已是当时世界上中承式拱桥中跨径最大的一座。2001年11月7日，小南门大桥因吊杆锈蚀造成部分桥面跨塌，在修复过程中，技术人员对全桥进行了检测，大桥整体结构依然完好。小南门大桥所付出的代价是创新的代价，没有创新我们就不可能一睹1400年前的赵州桥。
1995年贵州省瓮安县建成江界河大桥，首次突破了中国混凝土拱桥跨径 300米大关,达到330米，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桁式组合拱桥。不仅如此，其拱顶桥面至水面高度达263米，居中国各类桥梁之首。大桥一跨飞跃乌江天险，主孔分108个桁片预制，运用桁架伸臂法悬拼架设，两岸引孔为桁式刚构，全桥轻盈简洁，凌空飞渡，气势不凡。
1997年重庆万县长江大桥建成。大桥位于万州区（原万县市）黄牛孔处，是上海至成都高速公路跨越峡江天险的特大型拱桥。大桥一跨飞渡长江，全长 856.12米，主拱圈为钢管混凝土劲性骨架箱型混凝土结构，主跨420米，桥面宽24米，为双向四车道，是世界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拱桥。
九十年代，钢管混凝土拱桥因其实用性和优美外型的良好结合，成为各地桥型选择中的佼佼者。1991年，四川省苍溪县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钢管混凝土拱桥旺苍大桥，跨径115米。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各地虽然兴建了不少钢管混凝土拱桥，但跨径始终在200米以下徘徊，直到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成了三岸邕江大桥，一举将此类桥梁的跨径提高到270米；1999年又建成了跨径220米的六景大桥。此后，在湖北、浙江和贵州等省，跨径在250米左右的钢管混凝土公路、铁路拱桥开始增多。
2000年广东省广州市内建成了一座中国也是世界最大跨径的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丫髻沙大桥，全长1084米，主桥采用三跨连续中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跨越珠江主辅航道、丫髻沙岛，主拱的施工采用由两岸地面拼装、垂直提升、水平转动、对接合龙的新工艺，创下多项全国乃至世界第一：跨径第一，达360米；平转转体每侧重量达13680吨，是世界同类型第一座万吨转体桥梁；竖转加平转相结合的施工工艺世界领先；两拱对接偏差仅2毫米。此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建成跨径在 220米以上的钢管混凝土拱桥10座，使任何国家都难望其项背。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钢拱桥建设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外在20 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建成了数座跨径500米以上的钢拱桥，中国直到六十年代末才建成了两座跨径180米左右的钢拱桥，而且在此之后并无建树，这是中国拱桥的遗憾。今天，这个遗憾即将交给历史，上海卢浦大桥建成之后，不仅将以550米的跨径成为世界第一钢拱桥，而且将要把主要形式的拱桥跨径纪录一举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拱桥王国”。
异军突起的斜拉桥
现代斜拉桥，五十年代于欧洲兴起，七十年代传入中国，由于优质钢材的运用和设计建造中的复杂计算，低合金钢冶炼、加工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介入了桥梁建设，使斜拉桥成为与以往任何桥型都截然不同的崭新桥型。1975年先后在四川省云阳县和上海市建成主跨为75.8米和54米的试验性钢筋混凝土斜拉桥云阳汤溪河桥和上海新五桥。在这个基础上又建成几座跨径120米左右的实用桥，为后来斜拉桥在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一座突破跨径200米的斜拉桥是1982年建成的上海泖港大桥，几乎同时，济南黄河大桥将中国斜拉桥的跨径提高到220米，此后斜拉桥成为中国大跨径桥梁的首选桥型。八十年代相继建成的跨径200米以上的斜拉桥还有天津市永和桥、重庆市石门大桥、安徽省蚌埠淮河大桥、湖南省长沙湘江北大桥、四川省犍为桥、安徽省凤台淮河桥和台湾省高屏溪桥等。其中高屏溪桥和石门大桥为独塔斜拉桥，两侧跨径分别为330米、180米和230米、200米，在当时已居同类型桥梁世界之首，设计和施工技术日臻成熟。
进入九十年代，斜拉桥的跨径突破了400米。1991年上海南浦大桥建成，跨径达到423米，两年以后，上海杨浦大桥实现了斜拉桥跨径600米的突破，达到602米。到2000年中国建成的跨径 600米以上的斜拉桥就有4座，除杨浦大桥外，还有福建省青州闽江大桥、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南京长江第二大桥，跨径分别为605米、618米和628米。在世界最大跨径的10座斜拉桥中，就有6座在中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建造斜拉桥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建成的斜拉桥逾百座，跨径在400米以上的有20座，现已开工的江苏省苏通长江大桥和香港昂船洲大桥将以千米以上的跨径改写斜拉桥的世界纪录。
斜拉桥已成为中国桥梁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
悬索桥的三次飞跃
现代悬索桥虽然源于古代吊桥，但现代悬索桥的规模、材料、技术含量已和古代吊桥不可同日而语，它集中了当代建筑学最尖端的理论、工艺、材料，以无与伦比的跨径雄霸桥林，即便是桥林新秀斜拉桥在跨径上也无力与其争锋。 1995年，中国第一座现代大跨径悬索桥广东省汕头海湾大桥建成，它以452米的跨径吹响了中国大跨径悬索桥建设的号角。仅仅一年，西陵长江大桥就将这一纪录提高到900米。1997年，又建成了跨径888米的虎门大桥。同年，香港青马大桥又实现了新的跨越，以1377米的跨径雄居中国桥梁跨径之首。1999年江阴长江大桥又以1385米的跨径傲视桥林。中国悬索桥4年实现3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是450米的惊人数字，这在世界桥梁史上也绝无仅有。
江阴长江大桥位于江苏省江阴市与靖江市之间，跨越长江下游的开阔江面，连接京沪高速公路，是一座钢箱梁悬索桥。桥长3071米，主跨1385米，桥塔高196米，通航净空50米，可通过5万吨级散装货船，主缆长2200米，直径 86厘米，重达16800吨，主缆由169股束组成，每股束又由127根5.35毫米的镀锌钢丝组成，钢丝总长达95000公里，桥面总宽37米，为双向六车道，工程历时5年，于1999年9月28日建成通车。正在建设中的江苏省润扬长江大桥南汊桥，将以1490米的跨径再创中国桥梁的跨径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的桥梁建造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十年为此做了经济上、技术上和人才上的准备，九十年代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批更大的越江跨海工程的建设，中国桥梁将会创造更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造就一代巨人去引领世界桥梁的未来。
汉字的历史，功能，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哪些？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它已摆脱了写实，析为了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庄子? 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 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 ，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 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
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 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鱼纹演变来的
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
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一面。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大约经历了近2600年。
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哪些？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 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通常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起公布。
第一批2003年10月8日公布，共12个村；第二批2005年9月16日公布，共24个村；第三批2007年6月9日公布，共36个村，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依据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2003年10月8日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进行。 古城是指一个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古镇是指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古村是指最基层居民的生活中心。因此，古城的建筑往往体现出显著的军事特征，古镇建筑多体现贸易，而古村则充满生活痕迹。我国比较著名的古村落有安徽西递村、宏村、呈坎村；江西婺源古村落群、理坑村、流坑村；浙江诸葛八卦村；广东梅县围龙屋群落、南社村、大旗头村； 广西阳八寨；四川中路村；贵州西江寨；山西李家山村、郭峪村；福建永定土楼群落、螺坑村；河南郭亮村 等等。
历史课价值观有哪些？
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 唯物史观 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义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传秀传统，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今中国和当代世界。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暴马丁香有哪些价值呢？
暴马丁香树全株可入药，其嫩叶、嫩枝、花可调制保健茶叶。 经济价值：暴马丁香的木材纹理通直，材质较轻，含挥发油，可做锄把、碗橱、茶筒、茶杯、烟盒等，有特异清香气味且不变形。
屯的歌词有哪些歌？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那个屯儿，我是那个屯子走出来的人儿呀，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老少爷们儿处得好。孙小宝《老家拉拉屯》
三天两头扯丝儿皮，半斤八两不较真儿，针头儿线脑儿忙到黑儿，说不完来道不尽，咱们屯儿的乐呵事儿。李咏梅/春风得意《咱们屯里的乐呵事儿》
我刚刚来呀嘞，阿勒屯江，怎么就要走呀嘞，如果你要离开我 阿勒屯江，有谁保护你呀嘞，我下决心不回头 阿勒屯江，我永远不愿离开你。孟锦慧《阿尔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