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双方是很熟的朋友，那还可以用行第相称，具体的称呼可以总结为“姓＋排行”，就跟张三李四王五相类似。比如黄庭坚就曾称苏轼为“苏二”及“东坡二丈”；苏辙人称“九三郎”（因老哥苏轼的正式排行为“九二”）；陈师道称秦观为“秦七”；文天祥为“第千一”……诸如此类。

最后俺以打油诗的方式给您总结下，当您穿越过去以后，另外一些常用的称呼：开封富人称员外，美妓可以称行首，工匠可尊称待诏，宦官不可叫太监。

二婚的宋朝皇后

许多朋友可能都会以为，宋朝女性地位低下，不许改嫁再适，因为宋朝盛行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人失节，即是失节。宋朝女性受程朱理学束缚，嫁人之后只能从一而终，如果改嫁，则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但，这样的看法，是完全不合史实的，至少存在着三重误解。

第一重误解：夸大了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力。实际上，程朱理学只是宋代众多学术门派的其中一个学派而已，除了程朱理学，宋朝还有蜀学、关学、心学、新学，等等。理学的影响力在宋代并不大，甚至一度被朝廷列为伪学，禁止传播。那么它怎么可能有力量束缚宋朝的女性？

第二重误解：误会了程朱理学的主张。其实，程颐并不反对妇女再适，他有一个侄女，不幸成了寡妇，程父帮她再嫁，程颐因此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朱熹也不反对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承认女性再嫁，是“圣人不能禁”的事。

第三重误解：误判了宋朝女性改嫁的情况。事实是，在宋代，女性改嫁是很常见的事情，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说：“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张先生统计过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所载女性的婚姻状况，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参见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宋代的社会风气并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也绝无歧视之意。在宋人笔记《孙氏记》中，有一位年轻女性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三嫁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她受封为命妇。《孙氏记》作者评价说：“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也。”三嫁，仍然可以被当成是有节义的妇人女子。

最能反映宋朝社会并未歧视再嫁女的事例，是当时至少有三位皇后为“二婚”女性，嫁过人的身份并不妨碍她们改嫁入皇室，并成为皇后。

这三位女子是宋真宗皇后刘氏，宋仁宗皇后曹氏、宋徽宗皇后韦氏。先来说刘皇后，《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刘后先嫁给四川人龚美，因龚美贫穷，养不起老婆，便让刘氏改嫁了。经人牵线，刘氏改嫁襄王赵元侃。赵元侃是谁？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真宗即位后，先后封刘氏为美人、修仪、德妃，最后立为皇后。龚美呢，被认作刘后之兄，改姓刘。

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她的第一任丈夫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但李植与曹氏有婚约，“及礼席之日，曹氏已入门，化先逾垣而走，曹氏复归”，新婚之日，李植居然逃走了。后来曹氏便回到娘家，未久又选入皇室，立为仁宗皇帝的皇后。她的前夫李植呢？“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不少官员还慕名拜会他。

宋徽宗皇后韦氏的出身更卑微，曾是士大夫的小妾。她是绍兴人，姐姐是宰相苏颂家的老婢，韦氏本人也曾服侍过苏颂，一日，她为苏颂侍寝，却因患有尿遗之症，尿了苏颂一床。苏颂说，这是富贵相。将她送入京。后来宋哲宗从民间选了二十名女子，赐给诸王，韦氏也入选，入了端王府。再后来，端王继位，便是宋徽宗。韦氏为徽宗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赵构（刘秀和赵构的出生都是酒后意外 却由他们延续国祚），即宋高宗。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也非独苗 争夺皇位也有其人

事见《宋人轶事汇编》记载：“显仁本会稽人。绍圣苏丞相颂致仕，居丹阳，有老婢韦，后出家为尼，其妹即显仁也。亦尝给事苏丞相家，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颂曰：‘此大贵相，非此能住，宜入京。’会哲宗择室女二十，分赐诸王，显仁在选，入端王宫，一幸生太上。”

靖康之变中，韦氏随徽宗被掠北上，高宗即皇帝位后，遥尊她为“宣和皇后”。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订立《绍兴和议》，韦氏回到南宋。

“二婚”女性也可以当皇后，说明以宋人的思想观念，女性并不会因为改嫁而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