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处可见的椅子，门道可多了，每一个细节无不透露出设计师的智慧，基于人体工程力学同时又美观好看，甚至自带按摩功能的椅子成为了现代人居家办公的首选。而出于对装潢风格的要求，椅子的风格也各式各样，欧式铁艺、中式红木、西式极简走进家居市场，光是椅子，就能让人挑花了眼。
现在固有思维里，人的坐具主要有三，一为凳，二为椅，三为沙发，个中差别也是显而易见，无靠背为凳，有靠背为椅，有软垫则为沙发。
再说椅子，其实并非是现代工业下的新名词，凳、椅，甚至是沙发自古便有之，千百年来，逐步演化，才发展至如今随处可见的样子。
夏商周：椅非坐椅，席地而坐
从文字学的角度不难发现，椅与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早在《诗经》中有记载“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其中所提到的椅则是一种山桐子木，即有美丽花纹的梓树。
在最早时，是没有当今意义上的椅子一说，从旧石器时代的居无定所，到新石器时代的日出而作，我们的先民定居时的居住条件极其简陋，由于房屋的低矮和狭小，于是诞生了传统的席地坐卧方式。距今 7000 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芦苇席，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席子实物，人们为了避免潮湿与寒冷气候，将茅草、树叶、树皮或兽皮之类铺在地上，最古老的坐席由此而产生，而这段时期，坐具与卧具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此种方式延续了数千年。
到了夏商周时期，依然延续“席地而坐”的方式，在原始席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席、筵成为了坐具主流，用篾编织，技术熟练，纹样有所创新，有的并以锦帛镶边，或用不同颜色的篾混合编织。而“坐”更是成为了一种礼仪，尤其是在西周，作为礼仪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统治者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春官·司几筵》记载：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
周朝礼制中，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和品质，辨别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在使用中常以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席子成为日常生活表现礼节规制的象征，一般生活起居、接待宾从都要在室内布席，君赐食，必正席而尝之等礼制由此而来。《论语·乡党》中“席不正，不坐”的记载也是当时坐席礼仪的体现。
也可以说说明，从此时开始，坐席除了承载着其功能需求之外，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文化的内涵。
秦汉时期：席有凭几，坐有胡床，椅子的“雏形”出现
前面说到，“席地而坐”的方式延续数千年，自然包括了春秋及秦汉时期，受先朝影响，当时的坐姿以“跪坐”为主，双膝跪地，小腿平置于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相对来说，这算是比较舒服的一种坐姿。但时间一久，也会腿脚麻痛，让人难以忍受，古人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坐姿，在先秦时，就出现了像靠椅一样的竹制“凭几”，上身撑在凭几上，就比以前的坐姿舒适多了，到了冬天，还会在凭几上铺上毛制品。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坐具”，名为床，床的功能逐渐走向多样化，不仅用于睡眠，聚餐会友、办公议事等都在床上进行。商代就已出现的髹漆技术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绚丽无比的色彩加上浪漫神奇的图案，使坐具充满着浓厚的艺术感。
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使用木质家具，床榻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坐具开始传入中原地区，胡床由此而来，光看其形貌，酷似今日方便携带的“马扎”，但在当时“席地而坐”的风俗下，高足坐具实则是一种很大的改革，可以说，胡床奠定了如今的椅凳形象。
尽管当时的坐具已具备了椅子、凳子的形状，但因其时没有椅、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在寺庙内，常用于坐禅，故又称禅床。因此，论及椅、凳的起源，必须从汉时的胡床谈起。
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引《风俗通》：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
在《后汉书 五行志》也有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也就是说，我国古代椅子的出现是在汉灵帝时期。
魏晋南北朝：坐具由低变高，胡床成为等级较高的坐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开放，文化呈现多元性的特点，
随着西北少数民族陆续入主中原，客观上导致了多民族的大融合，胡床、椅子、方凳、圆墩等高型坐具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与中原家具相融合，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渐高型家具，为隋唐五代垂足而坐起居方式与席地坐起居方式的并存奠定了基础。人们的坐姿也变得比较随意，蜷腿坐、盘腿坐等大量出现，出现了扶手椅等新式坐具。
胡床的出现，对传统席地而坐的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大的改变就在于坐具由低逐步变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型坐具，如扶手椅、方凳等，床、塌亦开始增高加大，有的上部还设顶帐仰尘，四面围置可拆卸屏，下部多以壸门为饰。
胡床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有钱、有势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胡床在当时家具品类中是等级较高的品种，通常只有家中男主人或贵客才有资格享用。在方人雅士中还多有褒词及生动描述。如南朝梁庾肩吾《咏胡床诗》中说：
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
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
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出征。
何如淄馆下，淹流奉盛明。
隋唐时期：胡床变交床，椅子的名称开始出现
到了隋朝，胡床的应用愈加广泛，因为隋高祖忌“胡”字，器物涉“胡”字者，咸令改为之。故隋朝称胡床为“交床”。
由于坐具的大面积改变，隋朝开始，人们的坐姿也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渐渐转变。
而到了唐代，胡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有了靠背，而椅子的名称也最早出现在唐时，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中有记载：“绳床十，内四椅子”。
由此可知，在唐代贞元元年已有了椅子的名称。这里所说的“绳床十，内四椅子”是指在十件绳床中有四件是可以倚靠的椅子，显然是为了与另外六件无靠背绳床相区别。可见，椅子的名称虽已出现，但它还未完全从床概念中分离出来。在唐代的典籍中，把椅子称为床的仍很普遍。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少年行。七绝》中写道：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街下马坐人床。
不通姓名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这里所说的床，虽反映不出是否为带靠背的椅子，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是睡眠用的卧具。
在唐以前，“椅”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车的围栏，其作用是人乘车时有所依靠。后来的椅子，或许是得此启发，在四足糊床上安装围栏，以供背部依靠。
从现存资料看，唐代已有相当讲究的椅子了。唐代卢楞枷《六尊者像》中描绘的椅子更具代表性，它用四支铃杵代替四足，两侧有横枨连接，扶手前柱和椅边柱圆雕莲花，扶手和搭脑上拱，两端上翘并装饰莲花，莲花下垂串珠流苏，整体造型庄重华贵。
虽说垂脚式或者高脚靠背椅都伴随佛教流行起来，加之来自波斯的影响，使得这种靠背椅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在当时，依旧未能取代坐榻的正统地位。
宋代：高坐具广为流行，交椅开始出现
五代至宋，高型坐具空前普及，椅子的形式也多起来，出现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同时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椅子的形制、质料和功能也有所区别。
五代至两宋时期的家具大体保留着唐代遗风，只是高型家具较前更加普及了。
高型家具的使用在民间形成时尚，居家必备高型桌椅，这从当时的绘画中可见一斑。如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市肆小店，无不陈放各式高型家具。
宋代《会昌九老图》中描绘的圈椅也是前代没有品种，就图中圈椅造型来看，现在家居市场，这样形状的椅子并不少见，由此可见，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极高的大宋朝，椅子的设计与制作已经趋于成熟。
而椅子在宋朝的快速发展也并不偶然，宋朝椅子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家思想影响下总体风格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在装饰上偏好朴素、雅致，重局部点缀以求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在唐宋年间产生的交椅也较好地结合了胡床的高度、方便折叠的特性与汉族儒家文化的正襟危坐、道家文化的优雅，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果。
明清时期：简约雅致、精致豪华，椅子的艺术价值凸显
椅子发展历经了由简陋而繁美，重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演变过程，终于在明清家具时期达到顶峰，其时，工艺美术呈现出琳琅满目、争相斗妍的局面，家具制作工艺空前繁荣，形成了明式和清式家具风格。
明代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园林宅第兴起，珍贵木材的输入，木作技术提高，以及文人参与设计等原因，使明代椅子呈现出结构严谨，线条简洁流畅，做工精湛，造型典雅隽秀，尺寸比例科学合理等特点，这时期以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名贵木材为主要用材。而在明式椅子的风格的形成中，道家思想可以说功不可没，主要体现在利用美丽的木纹和原木色增添家具的美观，使得自然美与人造美完美结合，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而到了清代中期，受满清贵族文化的影响，清式风格的椅子呈现出富丽堂皇、雕刻纷繁复杂、坚固鼎立的特点，选材也愈显名贵，因此，清代的椅子多为上层贵族所使用，椅子不仅是人们日常的坐具，更成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
可以说，明清两代的椅子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明椅重内涵，而清椅则更加重视外在。
到了民国至近现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椅子种类和形貌风格则更为丰富，软质沙发也逐渐成为家居待客的主流选择，人们也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具体用处所需来选择椅子，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椅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能力。
从椅凳的演变过程来看，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灿烂的民族精神文化，由筵席到床榻，再由床榻到椅子，人类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其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自古以来的“礼仪文化”都体现在小小的椅子上。
除此之外，椅子也承载着绚烂的艺术文化，在宋至清时期尤为突出，文人风格表现在椅子的雕纹、花饰甚至是设计风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