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开篇，长安街头，楼台一阁，红妆女子倚窗而坐，横抱四弦曲项琵琶，素手拨弦，余音绕梁，久而不绝。
镜头一转，酒楼一角，众人正听着小曲，琵琶、阮、竖琴，一曲暂歇，声尤不绝。
在热烈而奔放的盛唐，文娱产业如日中天，而在音乐圈子里，琵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它凭其细腻入耳的音色以及张力极大的音阶，成为古代中国乐曲演奏的重头戏。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更是将这件拨弦乐器捧上神坛，千百年来，无不让人心驰神往。
而同样是这首《琵琶行》，似乎也揭示了琵琶的兴衰历程。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彼时唐朝自创建已近2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武后以周代唐、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已从盛世转向衰败。
浔阳江头的琵琶女，也从“本属教坊第一部”沦为“门前冷落鞍马稀”，琵琶饭的命运仿佛也紧紧伴随着大唐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千百年来，琵琶作为传统乐器，遇到过以古琴为代表的正统雅乐的排挤，也淘汰掉了自己家族中生命力不强的细种，但都无法阻挡它从边疆走入正统，牢牢扎根于大汉民族的音乐血统中，枝繁叶茂、声声不息。
秦汉：本土“琵琶”，最早记载为“批把”
关于琵琶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秦时，魏晋作家傅玄在他《琵琶赋·序》中记述了有关琵琶产生的传闻：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
同时期的杜挚则认为，琵琶的产生是在始皇修长城时期：
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
即是说，最早在秦时，就有类似琵琶的乐器出现，当时流传着一种圆形的、带有长柄的乐器，称为“弦鼗”，因为弹奏时主要用两种方法：向前弹出去叫“批”，向后挑起来叫“把”，所以人们就叫它“批把”。
东汉末年应劭编写的《风俗通义》中有所记载：
批把，谨按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汉武帝时期，江都王的女儿刘细君，也就是乌孙公主联姻出行前，想带走一件乐器聊以慰藉，长路漫漫，马儿作伴，为适应马上奏乐，又参考了弦鼗和琴瑟等乐器制成了后世所谓的“秦汉子”，“秦琵琶”。
至此，具有后世琵琶雏形的本土“琵琶”在历史中首次亮相。
魏晋：改制琵琶，文化交流下的融合
魏晋时期，人们以“琴瑟”等字为基础，改“批把”为“琵琶”。在那个纷乱杂陈、群魔乱舞的年代，文化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时秦琵琶已制作考究，取丹泽北部之嘉桐，于每年春日裁三尺五寸，张柞蚕丝四弦，加以刻饰流离，阮咸仍嫌其发音纤柔，无法诉尽生平志，经其对音箱和弦柱改良后流传至今，被后世称为阮。
自西汉张骞奉使西域后，“丝绸之路”就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动脉。随着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徙，一阵胡乐呼啸而来，西域乐人不仅带来了箜篌和四弦琵琶，也带来了曲项琵琶，当时称作 "胡琵琶"。
我国最早出现曲项琵琶的记载是在天山北麓发现的公元3世纪龟兹古都克孜尔地区的古壁画。壁画中既有圆腹直项的秦琵琶，也有曲项四柱琵琶，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秦琵琶与曲项琵琶同台竞技的场景。
南朝王僧虔在《技录》记载：
魏文德皇后雅善琵琶。明帝尝引后衣乞为音乐，时杨阜在侧，问帝曰：‘太后，陛下嫡母，君礼岂在邪?’帝愧然缩手，后乃出。倾之，帝谓阜曰：‘吾知卿敬节，然诚因吾心虑不平，今从卿言，不得茫茫湘水，见伊人焉?’此言后之音律高妙。
可知在魏晋时期，“琵琶”便正式进入宫廷。
上有所好，下必兴焉。“胡琵琶”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乐器之一。
而在此期间，曲项琵琶就开始吸收秦琵琶的优点，向多柱方向演化。
最后，经过几代音乐人的努力，终于各取所长，相互结合，借鉴曲项琵琶的梨型大腹共鸣箱的琴身，增加柱位，创造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融汇而成的曲项多柱琵琶，从此，琵琶站稳乐器界的C位。
隋唐时期更是随着“龟兹乐”的传播而广泛流传，龟兹乐就是以曲项琵琶作为主要乐器的。这些外来音乐为中国乐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极大地影响，隋唐燕乐形成了中国音乐发展的高峰。
隋唐：发展成熟，制作演奏均至巅峰
至唐，琵琶已发展成熟，直趋高峰。
琵琶在唐朝受欢迎的程度，从它受众的阶层分布之广就可见一斑。
上至宫廷。宫中但凡有舞乐演奏，总是离不开琵琶的身影，《韩熙载夜宴图》图中能窥一二。此外，为了更好地促进音乐发展，玄宗更是增设了梨园、教坊等宫廷音乐机构，以便于自己管辖。
下至寻常百姓家。王建在《凉州行》里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可见在百姓阶层中，胡乐已经蔚然成风。而琵琶作为胡乐器的代表，早已深入群众。
远至边塞军营。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还有岑参的“中军置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都可算是佐证。
而当时乐器众多，琵琶由胡入汉，为何能达到如此兴盛的地步，究其原因，无外有三：
第一，有大量优质的琵琶独奏曲。一个乐器想要真正深得人心，其价值还要体现在独奏上。
隋唐时期，琵琶的独奏曲目繁多，得利于琵琶极开阔的音色特性，其曲目纷繁变化且有文武之别。
文曲重在抒情，或哀怨、或委婉、或缠绵;而武曲则重在写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提到了两首唐朝时早已广泛流传的名曲《霓裳羽衣曲》和《六幺》。
第二，名家问世，风格流派百花齐放。唐代涌出了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如唐代世居长安的曹保，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世人所推崇，诗人对其高超技艺亦多有诗作赞颂，曹纲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另与之齐名的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来自西域疏勒的"五弦"名手裴神符是唐太宗最看重为宫廷乐师之一，他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段善本则是有名的佛殿乐师，后与康昆仑琵琶比赛后，进入宫廷成为皇家乐师。
有了大师，自然就渐成风格流派，随之从学者众，桃李满天下，不久便百花齐放。
琵琶原有南北两派之分，但是后来，北派琵琶日渐萧条，而南派琵琶则大踏步向前发展。自南派中，又延伸而出浦东、平湖、汪派、崇明四大流派。各流派之间在演奏技巧、音乐表现力和擅长曲目上都有差别，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乐器形制愈加考究，可供鉴赏收藏。除了演奏所用，供收藏鉴赏也足以印证琵琶的兴盛。玄宗自己便私藏一把玉琵琶，除了当时数一数二的绝顶大师之外，轻易不肯示人。杨贵妃同样也有自己的珍藏绝版，后人称之为玉环琵琶。
从一件器具，变成一件艺术品。
宋元：形制丰富，琵琶成为伴奏乐器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说唱音乐在民间流行，器乐独立性逐步增强，音域极宽的琵琶成为了首选，走向民间，成为了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
同时，各种形制的琵琶和作为专有名词的“琵琶”的界定也变得更加明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各类形制不一的琵琶作了明确的描述。《元史卷七十一·礼乐志第二十三》载：
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轮，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
明清：趋于稳定，琵琶发展第二高峰
到了明清，琵琶则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器乐合奏，在北方以弦索十三套为代表，在南方以江南丝竹、弹词为魁首，琵琶在民族器乐中异彩纷呈，迎来艺术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此时，琵琶的形制已经稳定并与现代的形制很相近了。在演奏方式上，指弹则完全取代拨弹，宋元时期由拨弹到指弹的过渡过程宣告结束。
回顾琵琶整个发展演变历程，不难发现，作为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琵琶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所以回过头来看，琵琶为何能在唐朝达到发展巅峰，原因便也显而易见了。
唐是个空前的时代，兴则兴矣，衰则衰矣，一方面，开元盛世自由奔放的国风为琵琶的发展铺好了温床，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又赋予了琵琶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唐朝国都长安是西北少数民族杂处之地，唐皇李氏一族更有胡人血统，所以勾勒出唐朝的气质开阖大气、海纳百川。民族大融合下的文化汇入给琵琶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与君主的喜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玄宗一朝，极大地推动了以琵琶为首的胡乐，就连庙堂之中的太常雅音，也开始并入胡声。上有癖好，下必甚之。
而在唐朝之后，宋明两代，琵琶虽屡见不鲜，但因为理学影响，儒学开始日渐复兴，国风日渐保守、含蓄，再无唐朝自由奔放之风，琵琶作为胡乐的代表，本不属正统之音，便开始遭到了全方位的排挤。
可即便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日渐灿烂辉煌今天，在几千年历史长卷上，琵琶依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画上了浓墨重彩 、璀璨光芒的一笔。
琵琶乐曲雅俗兼具，不仅可以满足文人士大夫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又可以满足广大劳动群众对“粗犷质朴之美”的追求，即能反应人们的追求，又能发挥音乐的情感同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是可以起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的教化效果的好音乐。
今天我们再谈及琵琶，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琵琶行》，另有一首《琵琶赋》，其描绘堪称精妙：
素手纷其若飘兮，逸响薄于高粱;弱腕忽以竞聘兮，象惊电之绝光;飞纤指以促柱兮，创发越以哀伤;时旌搦以劫寒兮，声檄耀以激扬;启飞龙之秘引兮，逞奇妙于清商;哀声内结，沉气外撤，舒诞沉浮，徊翔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