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商鞅变法建立了“连坐制”内容包括：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统一后秦国将此推广至全国。

连坐制度所打击的是与犯罪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是定罪而不是刑罚，因此可称此项法律制度为“关系法”历史中注重亲疏，嫡庶关系的宗法制是封建法制所要维护的主要社会关系，连坐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文明始终，共同调整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淘汰中进步，而专惩人情罚关系的连坐制度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这本身说明其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合理的一面，那么这些是如何体现的呢？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制分》“是故夫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则使相窥奈何？日：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已者，理不得不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志，窥者多矣。如此，则慎已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株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这段阐释将“人人自危，户户自保”彼此监督的连坐制度的分化瓦解作用揭露无遗。连坐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华夏民族单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其安土重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依赖血缘维系的封闭生存方式，其教育环境也相对独立封闭。

这从许多边远乡村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一村一姓的遗风中尚可见的一斑，而连坐实际上是对这一封闭教育形式的批判和瓦解，是基于帝王统治利益而对宗法制社会关系所作的调整和规范，使宗族社会统一于王法之下，用禁尚有连，造成宗族社会中人人自危自保，人人执法的法治形势，客观上起到促进普法，统一法制的作用。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制。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这种保留,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古老制度的恋恋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拾起这柄锈蚀的屠刀杀向人民。

对中国这个素以保持对传统的自信与自诩为满足的国度而言,要真正彻底革除陈规陋习并非一纸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对那些可以为暴君和暴政服务的陈规陋习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连坐这类极富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惩罚手段,很自然地为某些暴政的制造者所缅怀是不足为奇的。这也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