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令》可以看出许多条文在唐令和宋令中发生了变化。例如，宋令将冠假（因举行冠礼而给予官员的休假）放在“右令不行”的附抄唐令部分。这表明，宋代已经取消了冠假。这种变化与冠礼实行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冠礼作为成人之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仪礼．士冠礼》篇详细记载了士之子举行冠礼的详细仪节。《礼记．冠义》则解说了冠礼的含义：“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行冠礼者，将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要履践相应的德行。

冠礼的举行，首先要通过占筮来选择一个吉日，然后由将冠者之父提前通知亲友来参加，并再次通过占筮来决定一个主持加冠的“正宾”，还要邀请一位协助正宾的“赞者”。

古礼，加冠要在庙进行，以示郑重。冠礼的主要过程，是由正宾依次将淄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冠加于将冠者。这三种冠由卑到尊，暗示冠者的德性与日俱增，即“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周制即有冠礼，有“文王年十二而冠”之说。

汉代对冠礼非常重视。汉惠帝四年三月甲子，行冠礼，“赦天下”。景帝时，“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春正月丁亥“加元服”（即冠礼），不仅普赐诸侯王至于吏民金帛、牛酒、民爵，还“令天下酺五日”（《汉书．惠帝纪》、《景帝纪》、《昭帝纪》）。

东汉章帝还亲自参加其卫尉马防之子马巨的冠礼（《后汉书．马援列传》）。

汉至南北朝，冠礼仍受到皇家重视，晋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为太子加冠。临轩，即举行大朝会。

刘宋元嘉十一年（434年）文帝为营道侯将冠下诏。时有何桢《冠仪约制》和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宋书．礼志》）。

《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记“天监十四年（515年）正月朔旦，髙祖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对于冠礼举行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先前的册立仪式。

《魏书．孝文废太子传》载后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于庙，亲自“诫以冠义”。

后齐皇帝加元服，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庙，择日临轩；皇太子冠，也有以制币告七庙和临轩之仪（《隋书．礼仪志》）。这一制度也为后代帝王沿用。

冠礼在唐朝已开始有渐弱的趋势。尽管《开元礼》有皇帝、太子加元服的详明仪制，但除了《通典．皇太子冠》记载了大唐贞观五年（631年）高宗行冠礼事之外，皇家子弟行冠礼基本不见于史料。而官员为子弟行冠礼就更加少见了。因此《文苑英华》载吕温元和中作《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称“丧祭冠婚，家犹异礼”，这说明当时朝廷、民间已经不按照正礼的规定行事了。

《柳宗元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

孙昌胤为子行冠礼，却被大家嘲笑，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不重视冠礼的情况。

《宋史．礼志》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为皇子行冠礼。

宋徽宗时，曾亲制《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皇太子三加一醴，三加为折上巾、远游冠、九旒冕。有天子、太子、庶子、亲王、品官、庶人冠仪。但宋代无皇帝加元服之礼。

司马氏《书仪》载庶人冠仪，仍用“三加”，自筮日以下，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开始简化冠礼，主张“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无期已上丧始可行之”。

尽管如此，冠礼仍然少有实行。

朱熹指出“温公《书仪》，人已以为难行”（《朱子语类．冠昏丧总论》），于是，在其所撰《家礼》中，对《冠礼》有所修改，针对司马光“近世以来，人情轻薄，过十岁而总角者少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长，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的感慨，提出“今虽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仪，然后冠之其亦可也”。

可见，与唐朝虽《开元礼》有《冠礼》的内容，但实际生活中并不遵行的情况类似，宋代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宋真宗时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如宋仁宗时蔡襄议曰：“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端明集．明礼》）

曾巩也说道：“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曾巩集．王无咎字序》）

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苏辙集．礼以养人为本论》）

唐宋间儒学之士已无力改变冠礼的颓势了。冠礼的日趋废弛，致使冠假失去依托，而从《天圣令》宋令中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