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学生”谭玉龄，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用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从杨景竹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溥仪没有想到，过了7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4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
　　谭玉龄是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初封“祥贵人”，死后封“明贤贵妃”），身患膀胱炎，疼起来时和吉冈在内廷候见室谈了一个小时的话。然后进入内廷“辑熙楼”的玉龄寝室内诊治。不料经注射后不到天明即行死去。人们都说玉龄之死是吉冈所下的毒手。
　　因为早在婉容精神失常以后，吉冈就向溥仪提议选一个日本女人入宫。溥仪推说已在北京选好，不久即将接来，这就是谭玉龄。吉冈当时虽然不满，但也不便过分干涉。恰好玉龄有病，遂下此毒手。“吉冈”就是在皇帝身边监视他一举一动的“御用挂”，他的全名是吉冈安直中将。谭玉龄是否确系吉冈所害，众说纷纭，没有更多的证据，溥仪对此也深表怀疑。
　　“福”贵人李玉琴
　　谭玉龄死后，吉冈向溥仪又提前议，并给溥仪找来不少日本女人的像片，让溥仪选择。溥仪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让日本人知道，便推托说：“谭玉龄尸骨未寒，暂时不想结婚。”后来，在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溥仪选中了李玉琴。因为李玉琴才15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溥仪看着胖乎乎的玉琴说：“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
　　李玉琴真的有“福”吗？今天当她接近退休时，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有自己温暖的家庭，可以说她是幸福的，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她走过了一段多么曲折的路啊！
　　李玉琴出身贫苦，入宫以后，常常被人看不起。溥仪为了控制她，首先订出了让她永远不能翻身的21条，主要内容是：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清王朝的祖制；一切言行都要顺从溥仪，即使和父母通信也要先得到批准；必须忠实地伺候溥仪一辈子，思想上偶然起了不该起的念头，也要立即请罪；不许回家和亲人见面，不许私蓄一分钱，不许打听外事，不许愁眉苦脸等等。溥仪让她亲手抄写“笔据”，在佛前立誓后焚烧，让她终生为自己承担义务。
　　溥仪高兴时就让李玉琴唱歌给他听，或是做体操给他看，不高兴时就申斥她，用笤帚打她，发完脾气还要捧出“21条”不许愁眉苦脸，强迫她破涕为笑。 　　日本投降以后，随着“满洲帝国”的垮台，李玉琴生活在溃逃、流离和动荡的日子里。那时溥仪已到了苏联。1946年解放长春以后，李玉琴回到了娘家，由于娘家人的坚持，又把她送到了天津溥仪的族兄溥修家里居住。溥修是个顽固的清室遗老，他禁锢李玉琴如同囚犯一样。李玉琴在这个封建家庭里生活了5年，做饭洗衣，如同奴仆，还常常挨饿，连手纸都不给。天津解放后，玉琴要求出去工作，溥修却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李玉琴只好靠织毛衣度日。李玉琴因为是贫农出身，虽然在同德殿里逐渐变得满足、娇懒，但她在思想感情上和那些贵族是不一样的，在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的帮助下，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她参加了扫盲班，以后又回到了东北，参加了工作，并于1957年和溥仪离了婚。当时的溥仪正在抚顺接受改造。李玉琴离婚后和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结了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爱人、妻子李淑贤
　　溥仪得到特赦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1962年他又结婚了，对方就是李淑贤。结婚那年，她是个三十七岁的大姑娘。她是杭州人，从小失去父母。当时她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几乎达到不能分离的地步。
溥仪曾向李淑贤说：“以前我在宫中时，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妻子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了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就几天不理。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见你，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溥仪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1963年夏季北京暴雨如注，公共交通一时受阻，溥仪下班后，急忙从家中取了一把伞，冒雨趟水去接李淑贤。他等了半天，不见李淑贤的人影，只得往回走。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个没上盖的水道口，溥仪生怕妻子路过那里踩了进去，于是，就在那里直挺挺地守了好一会儿。溥仪和李淑贤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年。
1967年10月7日，溥仪因患肾癌而逝世。溥仪逝世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李淑贤在周总理和政协的关怀下，生活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