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总局

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深刻认识到了东西方在军事实力的差距，因此以曾国藩、左宗棠、奕䜣等一批开明的清朝大臣开始主张一方面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另一方面仿制西洋武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要想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必须得先了解建造坚船利炮的原理，然后才能仿制。因此设馆翻译西方书籍一事势在必行。正如李鸿章所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1868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在上海正式成立。馆内设有印书处和藏书处，印书处的工作人员最多时有30余人，主要负责刊版、印刷、装订等事，而藏书处主要负责收集西方的格致之书，这也是当时中国收藏西方格致之书最多的地方。翻译馆的翻译方式主要采用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译的方式，这也是当时比较通用的翻译方式。因为在清末外国人不通中文，而中国人也不通外文，所以只能采取这样一种两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农务化学问答》二卷，光绪间江南制造总局刻本，书牌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当时聚集了一批中西方杰出的学者。据史料记载，先后共有59人参与到翻译馆的译书工作，其中中国学者50人，外国学者9人，代表性的人物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傅兰雅、伟烈亚力等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译书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提要》中共收录了160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这些翻译著作涵盖史志、船政、工艺、化学、医学、政治、工程、兵制、农学等各个方面，代表性的翻译作品有《谈天》、《地学浅释》以及《佐治刍言》。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在翻译馆开办的前11年内，就销售书籍达3万多部，共计8万多本。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虽然未能直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但是也传播了很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