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它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从教科书到工具书，再到一般的历史著作，都讲得非常清楚：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或者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是反帝反封建的。这些内容逐个展开，首先要从“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讲起，再讲“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内容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这就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做了铺垫,然后才讲巴黎和会，而对和会的认定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则是帝国主义分赃和军阀政府卖国所致。所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就有了“反帝”和“反封建”的意义。讲到运动本身，则要遮蔽学生与政府的一致而放大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把学生向西方国家的请求改写为“抗议”或“反抗”；对于运动过程的描述，则是是努力缩小“五四”而放大“六三”，因为六月三日开始的市民（重要核心力量是商绅，即城市资产阶级）对学生的支援，可以从中抽取出“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证明。这样一来，五四运动这场北京几千名学生的请愿活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史的辉煌起点。
我曾呼吁人们回到常情、常理和常识，并且把它作为拨正颠倒的价值观念的一条途径，然而，近来却觉得这途径并不完全可靠，原因是所谓“常情”、“常理”和“常识”，都是可以造就的，只要有压倒一切的高音传播，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造就一代或几代人，使“病情”成为“常情”，使“歪理”成为“常理”，使谎言成为“常识”。
五四运动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无论是学生运动，还是工人运动，完全自发的情况并不多见，所谓自发的运动，也有它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那么，谁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过去的教科书往往竭力争夺阶级或主义的领导权，却从来不愿落实到个人，有时推出李大钊、陈独秀，讲的却是他们在文化运动中的作为，而不是他们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动和领导。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到底是谁发动和领导的？教科书和权威历史著作保持了同一态度：闭口不谈。
然而，五四运动并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有它的发动者，也有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弄清这些，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场运动。
02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事实上是一个小群体，按照出场并发挥作用的先后，应该是以下这四个名字：梁启超、 林长民、汪大燮、蔡元培。
| 先说梁启超。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即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作了策划。他向大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汪大燮为委员长，以进步党领导人、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职责主要是处理这一特定时期的外交事务。然后，梁启超带着一批著名专家——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工业丁文江、外交刘崇杰等，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目的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
本来，中国人对收回山东主权满怀希望，美国总统也是支持中国的。1919年2月4日《申报》7版《巴黎会议之中国问题》报导说：“美国无线电云，中国赴欧代表提出和议大会修改一千九百十五年中日之条约二十一款，据称中国国民决定将一千九百十五年中日条约提出欧洲和议大会修正，实属最重要之问题……更与美国对于中国主持开放门户之主义亦属矛盾，故美政府对此条约首先声明反对，并将反对之理由照会日本政府，谓于欧洲和议时提出修改云云……”
然而，到了会议进程中，中国愿望的实现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梁启超等人是2月18日到达巴黎的，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然而，他不幸地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支持同样遇到了障碍，中日交涉的许多内情，连他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比如，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巴黎和会议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准备签字。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如下：
“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4月30日收到的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来电。可以说，正是梁启超的这份电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接着出场的是林长民。
林长民何许人也？今天的一般读者对这个名字也许陌生，但可能熟悉一些与他相关的名字，比如，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是他的堂弟；再比如，著名的才女林徽音，是他的女儿。而他自己，其实应该名声更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独立之后，他以福建省代表到上海参加独立各省代表会议，无论是孙中山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还是袁世凯17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都有他投出的庄严一票。稍后参议院成立，他不仅是参议员，而且做了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并于4月任秘书长。1917年，张勋复辟被平息之后，出任司法总长……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林长民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事务长，同时又是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国民外交协会是1919年2月16日是成立的。这个协会之所以成立，也像总统府的外交委员会一样，主要原因就是巴黎和会。协会推举出院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位理事。从这个名单可见，这个民间组织的主要理事，正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这种情况，实现了五四运动中官方与民间的互动。2月21日，在熊希龄、汪大燮和林长民等人的主持下，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4月30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当晚间送到《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马上将其刊载于第二天的《晨报》上。
这一天，政府也接到了陆征祥的电报，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为此，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拟定一个通知陆征祥拒绝签字的电报稿，由委员长汪大燮和事务长林长民面呈徐世昌签发，徐世昌表示同意，令国务院拍发。
5月2日这一天有两件重要的事：
一是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此文虽短，仅有300余字，却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国人震惊。从某种意义上说，点燃五四运动这把火的，首先是林长民的这篇文章。
二是得知总理钱能训给巴黎和会代表发密电命令签约的消息。5月1日外交委员会形成拒绝签约的决议，而且经过总统同意而由国务院给代表团发了电报，然而，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又给代表团又发一密电，让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因为林长民有一位同乡在电报处工作，晚间把此事告诉了林长民。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夜里，等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3日，林长民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此事。
听取林长民报告的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大燮。于是，点燃五四运动火种的接力棒到了汪大燮手上。
汪大燮得知这个消息，失望而且愤怒，感到事已至此，外交委员会还有什么用？于是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事务。然而，回家之后，这位外交元老却不能释怀，仍在苦苦思考以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签字。最后，经叶景莘提醒，决定去找蔡元培，让学生起来督责政府。据叶景莘回忆，是汪大燮让人套上马车，亲自到了蔡元培住处。
于是，蔡元培约见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通报外交失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
于是，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至于具体的领导者，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更是众所周知，只是因为1949年的那次选择，他们都去了台湾，使得大陆的历史叙述不愿提及他们的名字。
03
通过几个细节，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旁证。
一、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徐世昌总统曾把林长民召到总统府，对他严加训斥，认定他就是学生运动的幕后主使。
二、根据当时的《每周评论》报道，有人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
三、日本人认定五四反日风潮是有人煽动起来的，这煽动者首先是林长民和汪大燮，为此，他们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林长民也曾为此而上书总统，请求辞去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当然，林长民辞职的同时也没忘了提醒大总统警惕日方阴谋，并郑重声明：“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
另外，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之后，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电报到达北京之时，被捕学生已被放出，是谁担保放出的呢？是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等人。5月4日当晚，离学生被捕只有几个小时，林长民、汪大燮即与王宠惠一起拜见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学生，次日又具呈警厅，最终使得学生只被关了两天，即被全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