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一个，是古代中国百姓们在时间中对磁石的认知而得出的结果，而指南针也是最早期用于在看风水的时候，慢慢传入到欧洲，而让航海家在航海的时候创造了条件，一起来看看古代四大发明之指南针是谁发明的到底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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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
指南针又称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物理上指示方向的指南针的发明由三部件组成，分别是司南、罗盘和磁针，均属于中国的发明。据《古矿录》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磁山一带。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磁性认识的结果。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指南针起先应用于祭祀、礼仪、军事和占卜与看风水时确定方位。
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中国船舶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北宋《萍州可谈》：“舟师（掌舵者）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弥补了天文导航、地文导航之不足，开创了航海史的新纪元。
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为后来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创造了条件
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是谁发明的
它最早发明于何时，是谁人发明的，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传统的说法，也是权威性的说法是有熊国(今河南新郑市)的轩辕黄帝发明的。西晋崔豹《古今注》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
宋代刘恕的《通鉴外记》记载：“蚩尤作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方。”南朝梁沈约的《宋书·舆服志》有更为详细地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士皆惑。黄帝令风后作指南车，以别四方。指南车，一名司南车。上有仙人，车虽转而手常南指。”许多史书上说黄帝造的指南车是在车上站着一个木制的人，他一只手举起来，指着南方，任凭车子怎样转换方向，那只举起的手总是指向南方。当然这些还只是根据古代传说记载的，还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而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还是河南新郑人韩非的《韩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韩非这段话作为国君怎样才不受臣子的迷惑而能明辨方向：就像人走路一样，由于地形地貌的变换，行人不知不觉地就迷失了方向，因此，要做一个司南以定其方向。它的作用和近代的指南针略同。
《韩非子》说“先王立司南以端夕”，“先王”很可能是韩王，也可能是泛指。“端朝夕”是正方向的意思，就是明确方向。这个记述是在公元前3世纪，实际上“司南”还要更早。与此同时的《鬼谷子·谋篇》一书作了这样的记载：春秋时，郑国人到远处深山密林中采玉，怕迷失方向，便把司南装在车子上，用它来指示方向。
至于“司南”是什么样子，张文彬编著的《简明河南史》是这样表述的：“司南用天然磁石经过加工制成的，象一把小汤勺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光滑的木盘上，勺柄即自动指向南方。”由此看来，在春秋时期我们新郑人已使用了这种指南仪器。以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万毕术记》也有记述，不过没有东汉王充的《论衡·是应篇》记述具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还证说：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而成勺形，勺底呈球状，将其南极磨成勺子的柄，然后放在地盘上，盘的四周刻着“八干”、“十二支”和“四维”二十四方位，盘子中央有直径5厘米至10厘米磨得很光滑的地方用来放勺，使用时，将勺轻轻一拨，使之转动，等勺停下来，它的长柄便指向南方。再后是北宋曾公亮著的《武经总要》记载的是：“指南鱼”。沈括《梦溪笔谈》则记载为指南针，说：“方家以磁石针锋，则能指南。”由此可见到宋代“司南”已演化为指南针了。
指南针到底发生在什么时期
王振铎的相关观点，指南针的发明至早不逾于宋代，此种观点在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有所体现。如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上)》一文中所述：“自周末至李唐，古人所称述之‘司南’或称‘指南’为一种辨别方向之仪器，其物便于携带及测验，宛如指南针之用矣。王振铎认为在唐朝已经出现了便于携带的类指南针仪器，但绝不是指南针。王振铎把此种物件看作是指南针的过渡形式。王振铎未明确论断指南针发明的具体时问，由于缺乏材料，出于科学严谨性方面考虑，所以未轻易论断。他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中说：“(指南)鱼法固早于(指南)针法约半个世纪，然此二者先后相互之关系，仍有待史证之发现而说明也。”正是在此情况下说的。另外，在同一篇论文中又说：“中国古代，藉缝纫之钢针，经人工传磁，而成人造磁体之指南针，其史证之发现，至今尚未见有早于十一世纪以前者。”这是以北宋时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与《梦溪笔谈补》为根据而加以论断的。这两篇文章中记载了此种人工传磁而成人造磁体的指南针。另外王振铎在此篇文章中批判了英人维烈亚力(Alexanderwylie)所著《中国研究》中所指的唐朝僧一行已经注意到了磁针所指方向与北极之差的错误理解。最后郑重地提出论断：“按中国磁针偏向之记载，尚未发现史证有早逾《梦溪笔谈》者，存中记其‘微偏东’，寇宗爽记谓‘偏东’，即指磁针之偏角而言。”这便是王振铎由于材料所谓限制而不能对中国磁偏角的发现时间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关于指南针的发明时代，王振铎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推测，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中，王振铎说：“指南针之发明时代，以《萍洲可谈》海舶用磁针及沈括谓方家制磁针，信其创始必早。”指南针的发明应当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中，慢慢地改进的结果，而不同时期的形式，也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王先生也只能给出一个时间区间
李约瑟的观点，顺序的磁偏角，先向东后偏西，体现在中国堪舆罗盘的设计的同心圆，这些同心圆一直存留至当代。勿容置疑，磁罗盘在中国用于堪舆目的很久以后，才被用于航海。但是航海罗盘确是中国人的发明，它可能发生在十一世纪以前的某个时期或更早的时期。”李约瑟在此段中对指南针，磁偏角、罗盘等问题论述的清楚，虽然有些论断过于武断，但是对中国指南针的发明问题，做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论断。
潘吉星先生在王振铎先生与李约瑟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加以总结，但可以明显看出他比较同意李先生的观点，对于李约瑟先生所提到的几个材料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一书作了详细地论述与阐述。但同时也和李约瑟先生一样，在有些问题上过于武断，明显的证据不足，让人难以信服。
如他在书中所述：“但从司南仪到指南针中间经历了几个技术过渡，这些过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他这种论断性的结论没有太多的材料支持。但此结论在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潘吉星先生和李约瑟先生一样把崔豹《古今注》中的“蝌蚪，虾蟆，(青蛙)子也，一名悬针，一名玄鱼。”作为“从勺到针”的过渡来看。他说：“将在空中的磁针与方位盘配合，在晋南北朝曾经用过，确能指南，从而实现了李约瑟先生说的from the spoon to the needle(从勺到针)的过渡。”潘吉星先生在同一本书中也对水罗盘的出现时问做出了论断。他说：“有证据显示，9世纪唐代堪舆罗盘制造者已经做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在同一页中，他再一次强调说：“晋南北朝开始对司南作技术改进，而在唐代后期完成从司南向罗盘的转变，北宋人享受这些技术成果并使之发扬，历史的发展脉络应是如此。”进一步对指南针的发展脉络做出了阐述。潘吉星在李约瑟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吸收了王振铎先生的部分观点，对指南针的发明时间与过程重新作了一个界定，虽然依然有部分不妥之处，但总体来说，是科技史上的一个进步。丽另外一些学者，或是没有新材料而做出惊人的论断，或是材料不足，仅凭某一材料片段做出新的论断，但总体来说均未能让众人信服，影响亦不是很大。”而把指南针起源论断于唐代。姑且不论此论断的正确与否，单依此材料根本不能得出此种论断
在成都民间收藏族的藏品中，发现了一件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玉(石)器，它是由七块玉(石)板拼接而成，正面是图形，反面是古文字，特别是在第4块玉(石)板上的中间，有一个圆形图案，其上放置了一个类似半个“地球”的东西。在这个“地球”的顶部(北极)有一个直径4cm的小洞，其中插有一支玉(石)的指南针，在圆形图案上还有“东”、“南”、“西”、“北”四个古文字。依据现有学科专业知识分析，这四个古文字与我们今天在进行地质填图时所使用的罗盘上的“东”、“南”、“西”、“北”的方位字一样，除东字外，其余“南”、“西”、“北”三个字均与甲骨文不同。在三星堆玉(石)器上发现指南针很重要，那种认为指南针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观点由此会被彻底推翻，文献中曾提及的黄帝发明指南车一事，但至今只是推测，未见考古实物，而三星堆地区玉(石)器上指南针的发现把中国指南针的发现史推到了伏羲时代。三星堆发现的指南针是玉(石)的，不会转动，是象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