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礼，是物质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工具。作为阶级的意志，它超越于平民百姓之上，服务于姬周宗法统治，具有强烈的强制力。他把姬周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于礼之中，以尊尊、亲亲、贤贤、嫡长世袭、男女有别构成礼之本体。由之者，谓之“民彝”，非之者，谓之“非彝”。结果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质特征是“保护”与“限制”。 　

　
周公姬旦

    周公之礼，就其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处理两个部分，而很少明确规定制裁（现代法理学用语）。这说明西周的“刑”与“礼”是分离的。“刑”、“礼”之辩，很早就成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据我认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对立概念。如果说法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春秋以前，中国历史上的礼、刑实是一致的，二者是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先后关系，是同一范畴的两个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还有“兵”）。刑、礼分离的法律特征，在西周史籍中表现特别明显。《周礼》、《仪礼》是有关假定、处理的专门规范，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书》（即《九刑》）（已失传，可从《吕刑》中见端倪），则专门规定了刑罚制度。刑、礼分离，是周公“德治”、“礼制”政策的重要内涵。礼的目的在于“强化”和“保护”，为此，防止犯罪，应是周公“礼制”的创新。一方面，他以怀柔的强化性规范——“礼”掩盖着残酷的强制性规范——刑罚、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虚荣、自尊心理，根据宗法亲宗的宗法制度，强行划分了人的阶级等级，并引伸出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即，礼是对贵族阶级的抬高，而刑则是施于平民阶级的耻辱。在法律的意义上讲，礼是对“民彝”的保护，而刑则是对“非彝”的耻辱。 　　
    周公之礼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关人身行为、生活方式和政体、组织机构及其附属的实体规范，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法人则圣”的人身法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