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断层。

　　首先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但是不可避免地，科举制度的废除也给中国社会与文化造成了断层，正如黄仁宇所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因为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了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的同进，打造了良性的封建文化生态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

　　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而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　　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

　　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

　　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