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集庆，改名应天以来，经过几年的攻守运筹，苦心经营，朱元璋渐渐有了一些王者的气象。

　　但真正的残酷考验也正呈现着一触即发的态势。

　　得益于得天独厚能够避开元军主力的地理优势以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乱世逐鹿之策，此时的朱元璋有两大劲敌，一是东线的张士诚，二是西线的陈友谅。

　　腹背受敌，一强一弱，如何进取?

　　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唯有雄才大略之人经过一番剥丝抽茧，才能得到英明的答案。

　　面临重大决策，有一流谋士能够站出来与己唱和，这是雄主很愿意看到的，一个开宏论，一个定大计，一张一弛，如此，非同寻常的决策才能够更加地深入人心。

　　说此时的朱元璋已有了王者气象，有一事极具象征意义，那就是擅长象纬之学，能看天象，能知天命的刘基刘伯温，在不久前正式投奔前来，成了朱元璋麾下最重要的谋士。

　　关键时刻来关键人。

　　很有天意的味道。

　　在这个关系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上，与朱元璋君臣唱和的正是刘基。当时，军中有许多将领认为，张士诚实力弱小，又占据着富庶之地，如果先易后难，先打张士诚，不仅有把握，而且能尽得其财，快速地扩充实力。

　　这是典型的一叶遮目，只管便宜，不管险恶。

　　庸议如尘之时，刘基站了出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士诚这个人只顾自己，根本不用担心(士诚自守虏，不足虑)，而陈友谅挟持徐寿辉，操控大权，名号不正，人心不稳，他占据长江上游，时刻想着吞没我们(“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居上游，其心无日忘我)，此人凶恶强悍，但并非无懈可击，如果我们先攻灭他，张士诚观鹬蚌相争，结果只能更加势孤力薄，那时我们即可一举将之平定，然后北向中原，成就王业。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朱元璋遭遇天变时的内心活动，但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尤其是一个月之后，陈友谅即兴兵杀来，并且呈现出了势如破竹之势。

　　抛开天意，陈友谅在此时兴兵杀向应天，还有一个因素，他被朱元璋手下的先锋猛将常遇春彻底激怒了。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常遇春率部攻克池州，陈友谅闻讯速派一部前来夺城，不料中途走漏消息，在九华山下遭到了徐达与常遇春的联手伏击。此战，徐达、常遇春大获全胜，并俘获三千人。

　　常遇春做先锋，勇冠三军，气势如虹，无人能敌，但其人也有个致命的弱点，好杀戮，好杀降。这一次，俘获这三千人后，常遇春的老毛病又犯了，在徐达坚决不同意，并且要上报朱元璋的情况下，他竟连夜将这三千人全部活埋坑杀了。

　　杀降不祥。

　　这句古咒在当时给朱元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而常遇春后来也没能摆脱杀降不祥的宿命，最终英年暴死在了军中。

　　前有杀降不祥，接着又遭遇天变，加之陈友谅的水军，雄兵巨船，犹如天兵，朱元璋的雄主之路怎么看怎么有戛然而止的凶险。

　　事实上，战事初期，急转而下的战况对朱元璋而言的确像一场在劫难逃的灾难。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初一日，陈友谅率水军大举进攻应天的外围重镇太平府。太平府守将枢密院判花云与朱元璋义子朱文逊率领仅有的三千军马誓死抵抗，凭借着城坚意绝，他们扛住了陈友谅大军的第一轮进攻。

　　但陈友谅的战场眼光很是毒辣，很快，他便发现了太平府的一个破绽，太平府西南城墙皆倚江而建，自己的战舰只要直抵城下，士兵即可从船上直接登城攻杀进去。

　　陈军抓住这个破绽后，太平府的城墙顿时形同虚设，一场激战下来，朱元璋义子朱文逊战死，院判花云被俘，不屈被杀，太平府陷落，应天门户大开。

　　攻占太平府后，陈友谅显得很张狂，仅仅过了两天，闰五月初三日他即杀害了前主徐寿辉，然后当天称帝，国号汉，建元大义。

　　据说，陈友谅举行登极大典时，大雨磅礴，冠服皆湿，毫无礼仪可言，识时务者都觉得这是天意，其事必不能成。

　　但抛开成王败寇的观念，再看陈友谅于大雨磅礴中仓促称帝，其实也可见一代枭雄的磅礴野心，在进攻应天前，他要先握住天命，让朱元璋无法喘息。

　　除了称帝，陈友谅为确保攻灭朱元璋还做了一件事，他派人联络张士诚，相约对朱元璋东西夹击。但张士诚固执地坚守渔翁心态，始终按兵不动，从而给了朱元璋一线险境求生的机会。

　　深陷险恶之境，尽是黑云压顶，对此时的朱元璋而言，这是他走向帝王生涯的一次严酷大考。

　　朱元璋深知，陈友谅水军异常强大，唯有将其诱上岸，设伏围攻，才有一战而胜的机会。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深知，陈友谅率水军来攻应天，一定会选择一条最有利于水战的进军路线，那就是过长江，进秦淮河，然后直抵应天城下，而这条水路上，唯一能阻碍陈友谅战舰行进的即是三叉江上的那一座江东桥。

　　以在江东桥撒下诱饵的方式，诱骗陈友谅从江东桥撤出，进而进入伏击圈，细细品来，朱元璋在此处的算计真的是又毒又深——最有利的地方，也是贪欲最强的地方，让康茂才在最有利、最关键的地方“投降”，陈友谅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而当陈友谅如约到来，突然发现康茂才是诈降后，因为本就好猜忌，他必会视这最有利的地方为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进而率军撤走。

　　殊不知，当陈友谅自认为跳出陷阱之时，正是他落入陷阱之刻。

　　总之，这反间奇谋叫人很难醒悟过来，越是有野心，越是好猜忌，越是如此。

　　康茂才依计行事，一切进展的很顺利，朱元璋得知陈友谅已经上钩后，立即赶工将江东木桥改成了铁石桥。

　　待这一关键环节处置妥当后，朱元璋随即开始在龙江—龙湾地区部署战场，预设伏击圈。朱元璋命令，邵荣、冯胜率五翼军三万人屯于石灰山侧，常遇春屯于龙湾，徐达屯于龙江城南门外，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杨璟则作为疑兵，驻守大胜港。

　　至于朱元璋自己，他亲自“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并且告诫全军，“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

　　闰五月初十日，陈友谅率水路大军东下至大胜港，杨璟率军奋力迎击，窥见杨璟有护佑江东桥之意后，陈友谅毫不恋战，立即引军退出，转向江东桥。

　　大军进抵江东桥时，见眼前大桥乃一铁石桥，陈友谅大为吃惊，于是连呼“老康!老康!”

　　江东桥死一般的沉寂，让陈友谅陷入了奇谋的陷阱，自知中计之后，陈友谅因惧怕伏兵从江东桥四周杀出，于是连忙指挥大军撤出了这一凶险之地。

　　此时，陈友谅的弟弟五王陈友仁正在率军进攻龙江城，朱元璋暗中一个诱敌深入，陈友仁便乖乖地上了岸。

　　得知陈友仁进兵顺利，陈友谅再无犹豫，原先的骄兵悍将就此成了落入陷阱的肥羊，而那些名字异常霸气的巨舰则统统成了江中的摆设。

　　龙江—龙湾伏击战，异常激烈，但没有悬念。

　　史书记载，“舟胶浅，卒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俘其卒二万余人”，陈友仁侥幸登船逃脱，陈友谅“乘别舸脱走”，而朱军则没有多少损失，另外还俘获了一百多条大船和数百条小船。

　　朱元璋没有放弃大胜之后的进击机会，大战分出胜负的第二天，他即命廖永忠、俞通海率水军逆流而上，追击敌军，同时以余元帅趁机第三次进攻安庆。

　　但陈友谅毕竟强大，朱元璋要彻底粉碎这块通向帝王宝座的拦路巨石，还需要一场彻底的决战。

　　所幸，经过龙江—龙湾一战，朱元璋不仅有了决战的信心，而且有了决战的资本，虽然随后爆发的鄱阳湖决战，险象环生，但当尘埃落定后，历史还是呈现出了这样的意味——

　　天道向来站在王师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