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站前形势图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公元前431年开始，至公元前421年休战而止。公元前431年春，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中希腊城邦底比斯袭击雅典的盟友普拉提亚，被击溃，雅典随即拘留所有雅典境内的底比斯侨民，战争遂不可免。原来，在此之前，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已有多次摩擦。从公元前457年起，雅典海上帝国与色萨利和阿哥斯结盟，同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兵戎相见，进行了多年战争。至公元前445年才签订和约，但矛盾继续发展。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决定向雅典提出一些明知它不能同意的强硬要求（例如驱逐伯里克利）。雅典亦针锋相对，在公民大会上对这些要求断然拒绝，意味着双方都在准备诉诸战争。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便成为导火线引发了希腊两大势力的决战。在431年6月，斯巴达军侵入雅典，战争遂全面爆发。

　　从战前的基本形势看，雅典海上同盟积极扩张，四处插手，已危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利益，而雅典民主政治的霸权更使坚持贵族寡头统治的斯巴达深感不安。雅典工商业发展已从黑海而西扩入爱奥尼亚海，侵犯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大工商业城邦科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矛盾更难以缓和。伯里克利认识到战争绝难避免，作了一定的准备。他知道斯巴达将采取陆上围攻之策，遂把雅典取胜的条件放在海上反击和城市固守等方面。为此他修筑并加固了连接雅典城和海港皮雷埃夫斯的长垣夹道，相信只要此墙未破，雅典城就能直通大海，不仅不怕斯巴达的围攻，同时还可凭其优势海军袭击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市。

　　出乎雅典方面意料的是，当斯巴达军占领郊区农村，农民纷纷逃入雅典城内时，密集的人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却使海外传来的瘟疫（可能是鼠疫）大为流行。据估计，全城居民的1/4染疾而死，更严重的是，伯里克利也被瘟疫夺去性命（公元前429年）。此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和雅典公民中主和与主战派的矛盾也日渐发展，遂使雅典战斗实力大受影响。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呈相持之势，最后雅典主和派得势，双方遂缔结和约，规定各自退出占领对方的领土，交换战俘，保持50年和平。但实际上双方互占之地都未退还，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暂时的休战。

　　战争第二阶段（公元前415—404年）以雅典发动西西里远征开始。当时西西里岛最大城邦叙拉古与斯巴达为盟，雅典想以空前规模的海上远征夺取叙拉古，结果事与愿违，全军覆没。这次惨败使雅典元气大伤，特别是海军受损最巨，再也无力恢复，从而决定了雅典失败的命运。此后斯巴达不断出兵侵入雅典国内，长期盘据雅典城北面的狄西里亚地区，雅典农村遭严重破坏，城内又发生了两万奴隶的大逃亡，加速其经济的崩溃。斯巴达方面则不仅有优势陆军，还借波斯资助建立海军，实力大增。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役，雅典海军被全部歼灭，只好屈膝求和。

　　404年的和约规定解散提洛同盟；雅典只能保留12艘警卫用的舰只，拆除长垣通道和海港防御工事，并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这样一来，失败的雅典便被降为俯首听命于斯巴达的二等城邦。这次战争虽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战，其牵涉之广、损失之大、杀戮之残酷却较希波战争尤有过之。此后希腊历史进入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文明亦由全盛走向衰落。

　　公元前4世纪社会经济状况在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危机时期，希腊奴隶制经济在战乱之中仍继续有所发展，因为从实质上说，城邦危机本身就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奴隶制经济要求建立大国甚至帝国，原来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却和这一要求背道而驰。城邦体制要被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所抛弃，于是出现了城邦危机，而在危机中，奴隶制经济仍将不断取得进展。危机引起的战争虽然破坏生产，却对奴隶制发展不无好处，因为战争提供了滔滔不绝的奴隶来源，还使许多奴隶主借战争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奴隶制的发展又破坏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在战乱之中纷纷破产，进一步加深城邦的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江河日下的希腊世界中惟一不见衰减反而显著发展的是奴隶制。历次大小混战中卖作奴隶的战俘和被征服人口不计其数，各城邦的奴隶市场到处“货源”充足，而奴仆成群的大奴隶主也日见增多。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工商业大城如科林斯、叙拉古、底比斯等固然是继续繁荣，连战败的雅典也恢复较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从数量看已超过5世纪的极盛期。甚至高唱“平等人公社”的斯巴达，贫富分化亦趋激烈，许多指挥作战的将领大发战争财。其中最突出的如组建海军的莱山德，私敛家财达2000塔兰特，相当波斯的巴比伦、亚述省一年的税金总额。据雅典演说家希培里德之言，公元前338年之际，雅典银矿及其他行业使用成年男奴之数高达15万人，若加上女奴和老幼奴仆，则雅典奴隶总数已在30万人以上，比5世纪至少增加50％。

　　和大奴隶制经济的流行相伴，公民中的小农和独立手工业者则处境艰难，破产日多。雅典公民中的第三等级受创最剧，人数大减，不少沦为无地公民，甚至流离失所，靠当雇佣兵糊口。而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却明显膨胀（其中有许多是第三等级沦落而成），数目至少增加了一倍，变成在城市里靠救济施舍为生的游民。上述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说明曾作为古典城邦体制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的经济以及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此时已遭严重破坏，广大贫民（破产小农、手工业者和无地公民）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起来。

　　城邦内部矛盾的发展　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起义，有时奴隶亦响应参与，共同开展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401年，北非的殖民城邦昔兰尼首举义旗，贫民杀死500富人。接着在公元前399年，斯巴达发生了基那敦组织起义的活动，因叛徒告密，起义遭到扼杀。公元前392年，科林斯又爆发了贫民反对奴隶主上层集团的武装斗争。到公元前370年，阿哥斯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棍棒党”起义（因起义群众以棍棒为武器，故名）。他们在前一阶段尚与城邦民主派共同对敌，镇压豪富千余人，后来民主派表现动摇，他们便推翻民主派政府而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尽管起义最后仍归失败，但群众的激进却表明城邦民主政治体制再也满足不了贫民的要求。

　　随着城邦内部矛盾的加剧，希腊政治家有关公民内部团结共谋福利的梦想遭到破灭。过去城邦曾出现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结果建立了民主政治，使这种梦想一度有所依托。但此时的贫民反对大奴隶主的斗争（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平民斗争）却不再导致贫民的胜利，镇压贫民的大奴隶主也不再容忍民主政治的口号，而要加强镇压，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形容这种梦想破灭的形势说：“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分享富人财产为满足，必欲剥净其财而后快——这种不通过互相谅解以求共享太平的心态已达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真令人可悲！”

　　奴隶制国家的安全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现在已不能靠日趋薄弱的公民武装来保护，代之而起的是雇佣兵。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各邦对外作战对内镇压便主要依靠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头目成为风云人物，更使城邦政治有名无实。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奴隶主阶级想到只有向东方侵略、掠夺东方财富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指挥各路兵马向东方进军仍得依靠国王之类专制势力。于是，无论从加强对内镇压和对外侵掠说，希腊奴隶主都感到城邦无用而把眼光转向王权统治。前面提到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就曾代表这种思想致书马其顿国王腓力，希望他领导希腊各邦“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归希腊。”这一口号，不仅反映了希腊奴隶主的野心，也透露出他们对城邦体制的深刻失望。

　　城邦间的争霸斗争城邦危机既由奴隶制发展而引起，势必导致各大邦为争霸而混战不已、愈演愈烈，最后是把希腊纳入奴隶制发展所要求的建立王国和帝国统治的轨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又引起新的矛盾。一方面是失败的雅典和原提洛同盟各邦的不满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内的科林斯、底比斯等大邦对斯巴达独断专横的抵制；另一方面还有波斯的从中利用，挑拨离间。原来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的，这时斯巴达过于强大，它又想遏制斯巴达以求对希腊有操纵之利。于是在公元前395—387年间爆发了科林斯战争，雅典、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竟在波斯暗地支持下联合起来向斯巴达宣战。此战使斯巴达穷于应付，遂向波斯请和，由波斯出面拢合双方缔结和约。雅典乘机恢复了海军，在衰败中渐有起色，但波斯的插手却使小亚各地的希腊城邦又接受了波斯的统治，小亚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成果丧失殆尽。

　　斯巴达是以出卖小亚各邦讨好波斯才得苟延其霸权，因此遭到各邦唾弃，但它的干涉却并不见减弱，反而变本加厉，终于引起底比斯再度反对。此时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佩罗庇达和伊帕密南达相继执政，渐趋强盛，并恢复了以它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一役痛歼斯巴达军，次年冲入伯罗奔尼撒，解散其同盟，斯巴达虽未亡国，却已失去一切强权地位。但底比斯的霸权未能长久，当时乘机组成第二次海上同盟的雅典又对底比斯的强大深感不安，反而和斯巴达联络以抵制底比斯。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战役，底比斯主将伊帕密南达阵亡，底比斯的霸权迅速瓦解。接着，雅典又重蹈覆辙，对第二次海上同盟的盟邦摆出霸主架势，引起同盟战争（公元前357—355年），雅典失败，第二次海上同盟亦告解体。这几十年中，各邦的混战和同盟的分合层出不穷，始终未能找出摆脱战乱和危机之路，可见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已濒枯竭，而城邦危机却为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及其控制希腊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