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二、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三、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

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四、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

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

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

青岛海关归还中国；

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抵制日货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

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是什么？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一、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进步，科学，民主。一说：不屈不挠、忧国忧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二、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

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三、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战后的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首先，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庞大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了，欧洲最古老的奥匈哈布斯堡王朝被革命推翻，德国也发生了革命，获胜的协约国方面则是战债山积，忙于善后，已无法再在远东推进强硬推进政策。

其次，大战也破了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性，德国暂时陷入衰运中，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美国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表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采取单独行动的趋势，曾经成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团已没有往日的显赫声势了。

 

第三，中国因签署《对奥合约》而得以加入国联，随即又先后签署了《对匈合约》和《对土合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第四，日本虽然利用大战扩展了在华势力，并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取了山东权益，打破了外国在华“均势”，但由于中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与中国交涉山东问题，而一再遭到中国的拒绝。

第五，在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各种国民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的潮流空前高涨。

四、社会经济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五、教育变革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

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六、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七、政治变革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八、女性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

 

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

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

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

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

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学者唐小兵曾撰文《曹汝霖的“五四”记忆（外一篇）》，认为曹汝霖对五四运动中学生暴力行为的描述表示“这还算是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

他认为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史五四运动上前所未有的。

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