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民众爆发反苏大游行:迫使苏军撤离东北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后,苏联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争霸,以延迟撤军来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治企图,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为被中国接收。

全国民众爆发反苏大游行:迫使苏军撤离东北

  与此同时,驻东北苏军又屡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还使中国民众,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被冲淡,并转为仇怨,纷纷盼望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整顿治安。

  1946年2月20日,东北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的其中一省,简称兴)受阻,被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激愤不已,虽然国民党“党团事先并无主动”,但“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重庆大学等14所大学的学生代表,除“中大以学生意见不一致,未参加罢课”外,其余的都决定“自20日起一律罢课,并定于22日结队入市区游行示威”。得此消息,对政府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打击中共”的好机会,并乘机挑唆。

  此时,中共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从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希望“苏联军队愈早退出东北愈妙”。可面对即将爆发的中国民众反苏运动,苏联却不以为然,除对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外,还再次声明:日本的“东北工业应属苏军战利品,某些工矿事业要中苏合资经营,并关切美军何时离华”,稍后又宣布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并入苏联版图,而对自己何时撤军则闭口不谈,大有把东北也收入囊中之意。苏联的种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令本已不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愤怒不已。

  1946年2月22日,来自重庆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举行游行,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等,“路侧民众,皆以热烈掌声,并随呼口号,且有燃放鞭炮”。与此同时,傅斯年等20位文化界人士也借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在当天重庆的游行中,由于国民政府对中苏交涉的事宜一直秘而不宣,加上国民党右派乘机造谣生事,扬言张莘夫等人乃“非法部队”所杀(注:1946年1月,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将矛头指向中共。加上国民政府没有落实保卫工作,结果在“学生行列过后约20分钟”,国民党右派乘机指使暴徒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社,并殴伤在场的工作人员。闻讯匆忙赶来增援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伤后,才制服暴徒,平息暴乱。

  2月24日,反苏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当天,重庆的“渔农工商及律师、会计师、医师、教育、妇女等团体”,组织“陪都各界爱国护权联合筹备会”,“通电全国各地民众响应”,要求苏军尽快撤走。之后,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了“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员会”,“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

  国民党高层对民众的运动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他们担心因此惹怒苏联,令苏联转向支持中共,危及自己的政权。游行发生后,蒋经国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是愚蠢的”;于2月24日“回渝主持大局”的蒋介石也“对日前学生大游行,极不谓然”,次日还劝导学生“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要信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