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做饭的火光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

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

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