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

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

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

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

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

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

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

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

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

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

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

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

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

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

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

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

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

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

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

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

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

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