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年复一年，刘石安联系上的战友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后来的几百号人，“现在我已经联系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们还要举行大型聚会”。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刘石安不得不终止“千里走单骑”找寻战友的方式，改为写信。在通信中，刘石安读到了不少战友记忆里的动人故事。

　　“这些好的作风与精神，难道不正应该留给后代吗?”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退休后的刘石安开始向一些战友约稿并编辑成书。2009年，为纪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周年，他与另外几名热心老兵商议，请全国各地参加过志愿军的20军战友每人写一段回忆录。为此，刘石安一个人担负起联络工作，通过写信、打电话甚至亲自登门造访向400多人约稿，最终收获了200多篇稿件，汇编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书。

　　“战友里文笔好的特别多。”刘石安说，他至今记得有位叫毛缨的战友，是位军旅作家，文笔相当不错。

　　“毛缨?!”听到这个名字，安传培记忆深处的弦被拨动了。抗美援朝归来后，毛缨曾与他一同在宁波养伤，也是他找寻许久的战友。上世纪50年代末出院后，安传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缨则去了杭州，两人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因“文革”断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安传培有一次与家人去杭州旅游，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缨，只可惜那里已换过几轮住户，打听不到毛缨的消息了。

　　“老刘同志，能不能麻烦您个事儿，帮我找到毛缨?”安传培问。

　　酷暑中的老兵聚会

　　几天后，安传培收到了刘石安的信，信中说他联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战友，同时得知毛缨已在前几年去世。

　　读完信，安传培失神了很久。“我们都到了这个岁数，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语道，“只是走前没见上一面，终究遗憾。”之后的几天，他总在懊悔当年应该多给毛缨去信，或者应该让小辈通过互联网帮他寻找，“一同在朝鲜打过仗，感情真的很亲”。

　　好在这封信之外，还有一份让安传培情绪高涨的文件。那是一纸落款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的邀请函，请他参加7月底举行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的牵头人是该联络组的组长、今年81岁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装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当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校学生会通讯组组长。“去参军时，我只与母亲通过一封信说了实情，家里全靠她‘打掩护’。”何文俊说，他深知参军必将遭遇强大的家庭阻力，因为他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念的是贵族学校，考上名牌大学后，家人早早为他规划好了人生。“但我那时只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何文俊说。

　　说起一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何文俊总是谦虚地说，作为通信兵立功的机会大，伤亡的风险小。但实际上，这位“何技师”却要冒着枪林弹雨维修各种坦克装备上的无线电设备，连朝军的无线电修复也需要他去支援，“当年会通讯技术的人太少，去朝鲜的全国就8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装甲司，还是在步兵、炮兵、空军等兄弟作战部队，许多老战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认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现在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已经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战士。“7月底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中邀请了100人。”他说，88岁的安传培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温度将近40℃，家人很是担心安传培的身体状况，但看着老人已经为此兴奋了一周，谁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后，女儿决定陪他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