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

　　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

　　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