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二纵队、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为右路纵队。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

皖南事变纪念园

傅秋涛的一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与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叶、项矛盾漩涡和项英的错误指挥之外，这是傅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二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三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经过比较分析、权衡利弊，新四军采用了“绕道”的方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绕道”是一条绝路。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理由是害怕伤员过多而影响转移，这反映了项英军事阅历不足和军事才能不够。但作为新四军和东南局党的最高领导，本着为党负责的心理，项英牢牢地把住军事指挥权，排斥叶挺。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项英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会上，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无非是前进、后退、迂回之争。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7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几经波折，使军心失衡，斗志涣散，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傅秋涛皖南事变成功突围

与军部的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会议虽然也开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

皖南事变中的英雄

由于“梓坑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一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随之确定，即：“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顽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走这一条路突围是一着险棋，但兵不厌诈，用兵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一部分干部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