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言行不仅使“群弟疑”，与之同侍武王的开国元勋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样不满。《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于是召公乃说。”《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尚书·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

　　就连成王对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于怀，敢怒而不敢言。《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尚书·金縢》亦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诗经序》说得更明白：“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王曰《鸱鸮》。”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然成王虽得此诗亦只是未敢诮公，其心未必能遂无疑。”周公东征平乱胜利之后，成王仍对周公旦摄政的行为颇不满，但畏于周公的威势只能生闷气。周公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鸱鸮》诗向成王表白对周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就这样也未能对其“遂无疑”。可见成王对周公旦的成见有多深。一直到“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向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释然开悟。”(朱熹语)

　　以上陈述可证周初三监疑周公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想抢班夺权，而是维护成王之位。他们“作乱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践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巩固姬姓天下。三监之乱完全是由周公旦“践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周公旦的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使圣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更何况其“群弟”呢?所以说周公旦对周初“三监之乱”造成的惨重后果，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蔡叔度“既迁而死，”周公闻之，举其子胡为鲁卿士，又言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对叔度“既迁而死”的忏悔?)。“三监”不应该独担其咎。

　　“三监之乱”实质已明，那么三千余载千夫所指的“三监”“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监”怎能瞑目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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