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充实部队的骨干力量，1936年年底，宋哲元聘张寿龄为教育长，成立了以培训大、中院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团。宋哲元自兼团长，军训团分西苑、南苑两分部，于1937年1月正式开学。
父亲孙麟(字伯坚，晚年用名寿仁，黑龙江呼兰人。此时任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教官，少将军衔)于1936年春从南京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成立了军官教导团积极培训干部，副军长佟麟阁为军官教导团团长，父亲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后来据父亲回忆，那天清晨，他执教的军官教导团和学生军训团都正在大操场出操，突然听到西边传来枪炮声，日军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侦察。
南苑的二十九军部队当即投入备战状态。7月16日，宋哲元颁布“战字第一号命令”，部署军官教导团为“右地区队”，由徐以智出任该团团长。17日开始，父亲率军官教导团所有成员和原特务旅的两个连，在大红门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但19日又接到命令将防御工事拆除。佟麟阁副军长带军官教导团进行军事演习时曾埋下了大批地雷，因为局势变化太快，地雷没有来得及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却不料日后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导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后，由入伍参军的热血学生组成、还没有发枪的一个学兵团。
由于日军在华北平津一带频繁地调兵遣将，7月20日，佟麟阁副军长遂令在南苑军营外挖掘战壕，清理营园外400米以内的高粱、玉米青纱帐，令父亲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担任南苑的正面防务，阻止由黄村向南苑进犯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
27日，日军准备进攻南苑。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的防御不足，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到达南苑时，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即与日军遭遇。日军就是选择此刻开始攻击的。
到28日凌晨4点过后，日军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时南苑本质上算是一个兵营，但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被击倒。守军的阵地，就设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
日军冲向南苑守军的时候，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方，纷纷踩上了那些还没有拆除的地雷，造成了一定伤亡。虽然受挫，但日军仍然向前冲锋，我学兵团将士跃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
虽然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因为天黑，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佟麟阁率领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一部及时赶来反击。在白刃战中，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
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团都人手一口大刀和敌人厮杀，成功击溃了日军的第一次攻击。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认为，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即使换了他们，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28日拂晓，日军飞机飞来轰炸，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大概8点左右，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南苑守军顽强抵抗，但是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外壕被日军多处突破。
宋哲元感到守军难以支撑，于28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而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时任冀察委员会委员的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向日军出卖。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导致联系中断，只好用传令兵传令。
各军接到命令的时间不一，遂一边独自为战，一边向城中撤退。这时，由于掌握了二十九军的详细情况，在通往北平的道路上，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父亲他们也遭到猛烈的扫射，他率领着部分教导团官兵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最后终于随着以郑大章为首的残部突出重围退回北平。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仅仅剩有600人，战死在南苑这块土地上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28日夜间，宋哲元下令二十九军全线南撤。可是，汉奸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为日军提供了详细的黑名单。当父亲随残部退回北平到家后，已是晚上7时许。当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白米斜街西口11号，记得小院里还有棵大枣树。自从父亲在二十九军就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后，每个星期回家一次。
可是“七七事变”以来忙于军务一直没回家。30日一大早，当地派出所有良知的所长就匆匆赶来，告诉父亲赶快撤离北平，说日军正在全城搜捕他。母亲让父亲先走。父亲烧掉了家里和部队有关的文件后到前门火车站，在相识的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去天津。
4天后，怀孕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也撤往天津。她们刚刚出了胡同口，就看见汉奸带着日本人向家中的方向去了。幸好，两辆人力车停在胡同口，母亲立即拉着孩子们上了车。在路上母亲带着孩子们受到两次盘查，好在准备的“证明”一应俱全，又放了几个钱在“保安队员”手里，才得以安全通过。母亲由于过度紧张，刚到天津就流产了。
在天津会合后，父亲把家人匆忙安排在法租界住下，就急匆匆追赶部队去了。母亲带着一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后来由于一位从事抗战工作的赵姓先生每月给母亲送来一些生活费，全家才得以维持。直到1938年的六七月间，母亲才得知父亲已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安排到已迁往长沙的陆军大学当教官。